我国农作物生物灾害种类多、发生范围广、危害程度重，长期以来制约着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提高，如不加以防治，每年可造成农作物产量损失15-30%，局部地区可达50%以上。因此，抓好有害生物的防治工作，对保护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纵观我国50年来有害生物防治的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既有艰难曲折的旅程，又有成绩卓著的丰碑。从50年代防治"南螟北蝗"开始，到后来的条锈病和棉铃虫的治理，均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广大植保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带动了防治技术的长足进步，防灾减灾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异常气候的影响、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有害生物灾变因子的复杂化，防治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
  　　 1 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发展回顾
  　　 我国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以前，防治手段比较落后，技术含量十分低下。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与有害生物的斗争才上升到新的技术水平。回顾近50年来的发展进程，防治病虫害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1.1 朴素的防治时期（1950--1957年）：此期主要采取人工防治和单一的化学防治措施，以追求一定的防治效果为目标，尚未考虑到生态问题。1950-1953年，"南螟北蝗"是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两大害虫。1950年政务院发出指示，号召南方稻区发动群众耕掘稻根来消灭越冬三化螟，当年秋冬耕面积302万公顷，掘稻根71万公顷，同时推行点灯诱蛾、人工采卵、拔除枯心、白穗等措施；在蝗虫防治方面，也采取人工捕打、沟埋、火烧等非化学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1951年农业部组织在河北黄骅、江苏泗洪等地进行六六六飞机灭蝗试验取得成功，1952年开始在部分蝗区采取喷粉和毒饵防治取代人工捕打灭蝗；1954年开始推广六六六秧田治螟，逐步发展到本田防治；1956年药剂防治面积达到130万公顷，药剂治蝗面积达到200万公顷。由于药剂不足，治螟方面发展了六六六点兜、毒土、泼浇等办法，同时在农业防治方面积极探索冬春耕沤和浸水治螟等措施，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1.2 防治策略的转变时期（1958--1974）年：从单一技术的应用开始转向多项技术的结合，主要目标是提高整体防治效果。1958年前后，提出了稻螟的综合防治，开始进入单虫单病综合防治时期；60年代初农业部植保局总结以往的治螟经验，纠正了1958年提出的螟虫"消灭、肃清"论，提出"防、避、治"相结合的治螟策略（即冬春耕沤预防、调节插种期避害、药剂防治抓大发生前一代）；1964年组织治螟歼灭战，许多地区群众又走上单纯依靠化学农药治虫的途径，1966年后甲敌粉（甲基对硫磷加六六六）大量工厂化生产，1965-1971年，苏、浙、泸等省市相继发现三化螟对六六六的抗药性；在水稻白叶枯病和稻瘟病防治方面，采取了抗病品种和栽培防治为主、重点施药保护的综合防治措施，并利用赛力散、石灰防治稻瘟病，但因汞制剂引起人畜中毒，1972年停止生产使用。70年代初期以后，生物防治普遍得到重视，赤眼蜂和其它微生物农药的相继发展，扭转了单一依靠化学农药防治的局面。在蝗虫防治方面，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蝗虫发生程度有所减弱，治蝗策略也由单一的化学防治转向"改治并举"，即在大量使用六六六的同时，注重蝗虫孳生地的改造，使蝗灾发生规模明显缩小。
  　　 1.3 综合防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975--1990年）：此期强调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和物理防治等各项措施协调应用，在保证防治效果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水稻病虫害防治为例，1974年前后，在江苏、广东、湖北等省开展了6.7万公顷综合防治示范，并将百叶枯病综合防治的成功经验在生产上推广应用。1975年在河南新乡的全国植保工作会议上，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使病虫害综合防治的理论与实践有了很大发展，明确了从"农业生态系统总体观出发，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的防治原则，改变了单一依赖化学农药的局面。80年代初期，南方7省市大面积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完善了综合防治配套技术体，并在思想认识上逐步从传统的综合防治（IPC）上升到综合治理（IPM）的高度。1983年以后，有机氯农药的取代，提高了植保工作者的环保意识。到80年代后期，随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家间水稻IPM 项目的实施以及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我国水稻、棉花、小麦以及蔬菜等作物病虫草鼠害综合治理技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1.4 综合防治技术的成熟与普及时期（1991年以后）：重视有害生物的控制与食物安全、生态环境以及抗药性发展的有机联系，并在实践中大面积推广应用生物防治、生态控制和科学用药技术。90年代以后，随着病虫害的频繁发生和农药的大量施用，已棉铃虫为代表的害虫抗药性问题日趋突出，同时农药残留超标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国家在"八五"和"九五"期间继续对IPM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合FAO、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继在水稻、棉花、蔬菜上实施IPM 项目，使防治技术日臻完善和规范化。防治病虫害不仅注重防治效果和防治成本，而且要考虑农药残留、环境污染和害虫抗药性等负面作用，因此，90年代的IPM技术已经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接轨，使无公害农业和防灾减灾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防治面积仅130万公顷左右，80年代中期扩大到460万公顷， 90年代综合防治面积每年以150-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全国粮、棉、油、糖、菜、果、茶等十多种作物上实施有害生物综合防治面积达2800万公顷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 防灾减灾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建国以来，病虫害防治工作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致力于重大病虫灾害的治理和防治服务体系建设，经过近50年来的努力，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对保障农业优质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重大病虫灾害得到有效遏制
  　　蝗灾是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农业生物灾害，建国初期，全国东亚飞蝗孳生区（蝗区）面积521万公顷，经过多年的"改治并举"，70年代末蝗区面积被压缩到122万公顷，蝗虫的发生规模和危害程度得到有效控制，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80年代中期以后，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虫发生加重，1985年天津蝗虫迁飞，1986-1999年，全国8个省市蝗虫多次大发生，但通过加强治蝗技术创新并采取飞机与地面应急化学防治、结合生态控制和生物防治等可持续控制措施，使蝗虫没有再造成迁飞危害，避免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在小麦条锈病方面方面，从50年代起就投入了大量的抗性品种研究工作，先后选育出一批抗病品种；70-80年代研究并推广了粉锈宁防病技术；90年代进一步研究了越夏区菌源地综合治理，通过采取菌源地生态治理、推广抗病品种、小麦苗期预防以及大田防治等配套技术，较好地控制了该病的流行。1992年以来，棉铃虫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棉区连续6年大发生，对棉花生产构成了严重影响，在国务院的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植保部门通过三年防治战役和进一步的治理，棉铃虫大发生势头逐步得以控制，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亿元。此外，在水稻螟虫、稻飞虱、草地螟、玉米螟、粘虫等重大害虫的治理方面也取得显著效益。
  　　 2.2 鼠害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效果
  　　 80年代以来，我国农田鼠害发生逐年加重，灭鼠工作受到国务院的重视，198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灭鼠工作的通知，在原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的组织下，全国20多的省区市相继开展了大面积的"五统一"（即统一组织领导、筹集资金、配制鼠药、投药时间和督促检查）灭鼠行动，通过大力推广第一代抗凝血杀鼠剂（敌鼠钠盐、杀鼠迷、杀鼠灵等）和第二代抗凝血杀鼠剂（溴敌隆、大隆）以及生态控制等措施，逐步取代了氟乙酰胺、毒鼠强、甘氟、磷化锌、毒鼠磷等剧毒杀鼠剂，灭鼠面积从80年代初的300多万公顷扩大到90年代末的1650万公顷，每年挽回损失30-50亿公斤。通过长期坚持大面积灭鼠工作，不仅经济效益显著，而且大大压低了农区鼠密度，减少了农村鼠传疾病的发病率。另外，鼠情监测工作走向规范化，灭鼠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
  　　 2.3 草害防治技术迅速发展
  　　我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黑龙江的大型农场使用2，4-D类除草剂防治麦田阔叶杂草，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发展；60年代初，广东、湖南等省使用五氯酚钠和除草醚防除秧田和大田禾本科杂草，青海、宁夏等省区也使用燕麦灵防除麦田野燕麦，推动了稻田和麦田化学除草的发展；70年代引进杀草丹、禾大壮、丁草胺、绿麦隆和伏草隆等除草剂，并在10多个省区市进行大面积试验、示范，使稻、麦、棉、大豆等作物的化学除草面积发展到100多万公顷，1978年黑龙江的大型农场大量引进氟乐灵、甲草胺、利谷隆、豆科威等除草剂后，大豆除草面积得以迅速扩大；80年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加之科研、推广和国内除草剂的大批量生产，进一步推动了化学除草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化学除草面积从1975年的175万公顷扩大到1985年的876万公顷和1990年的2350万公顷，到90年代末发展到近5400多万公顷。化学除草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节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丰收。
  　　 3 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展望
  　　尽管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防治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受异常气候和农业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病虫草鼠发生的复杂性增加、面积扩大，使防治任务更加艰巨；二是化学农药的频繁施用，造成害虫的抗药性加剧，农药污染严重超标，防治难度增加；三是一些地区过分依赖单纯的化学防治，造成综合防治技术发展不平衡；四是防治基础设施薄弱，技术队伍不稳定，事业经费短缺，严重制约着防治工作的开展。展望二十一世纪，入关的进程在缩短，改革的步伐在加快，病虫草鼠害的发生在加重，防治工作必将面临以下挑战：
  　　 3.1 服务体系的多元化
  　　随着教学、科研等事业单位的改革以及企业和个体服务组织的崛起，将有诸多单位或部门涉足农药和病虫害防治服务领域，以满足日益发展的现代农业的需要。其结果将导致防治服务体系的多元化和对服务对象的激烈竞争。
  　　 3.2 防治技术的无害化
  　　出于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新要求和国内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对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进而驱使防治有害生物的技术必须是安全至上和无害化。因此，传统的防治技术将逐步转向无害化的生物防治、生态控制、物理防治等绿色控害技术。
  　　 3.3 推广手段的网络化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密集型的信息时代，网络经济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之一，从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方式来说，势必要加快网络化进程，通过强强联合、连锁服务和网络化运行，以降低防治服务成本，增强竞争优势和自身的生命力。
  　　 3.4 管理机制的市场化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少数重大病虫的防治要采取政府的项目行为外，常规病虫草鼠害的控制将逐步走向社会化服务领域，并参与市场竞争，因此，从管理上也将必然转向以效益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为主的形式，以实现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总之，未来的农作物有害生物防治形势会更加严峻，为促进防灾减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储备，积极培育网络服务体系，努力开辟自身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