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出现了新的利益关系，利益博弈也趋于复杂化。其中，解决土地问题，是调整农村社会利益关系的核心。

　　当余爱民得知“三农研究创新奖”的征文比赛时，这位湖北监利县税改办主任，极力建议他所熟识的乡镇干部参与其中。但是他们一看标题———“后农业税时代……”———就立刻打了退堂鼓，他们说：“这样的话题一看就知道属于专家学者的。”

　　在9月23日召开的首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余爱民讲述的这个故事引起与会人员一阵会心的笑声。这个善于用乡村俚语汇编而成的顺口溜表达观点的基层干部，把此次在广州凤凰城召开的论坛戏称为“在富人区里探讨穷人问题”。

　　然而事实证明，来自乡村的声音在论坛上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征文比赛的五个一等奖无一例外都由乡镇干部包揽。

　　这场以“后农业税时代如何建设新乡村”为题的论坛，它所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具有某种前瞻性：取消农业税后，究竟会给国家、社会和农村带来哪些影响？将会衍生什么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许多和余爱民一样的乡镇干部与国内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权威专家陆学艺、张晓山、秦晖、徐勇、李昌平等人同台而坐，并为各自观点针锋相对。正因为如此，论坛的话题和结论才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此次论坛的策划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基层干部写论文胜过学者？

　　《21世纪》：后农业税时代如何定义？

　　于建嵘：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个概念，把取消农业税后称为无税时代并不准确。农业税是一个特别的税种，它的意义是规范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它是一种针对农业生产的特殊税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还在征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税费改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国由农业税支持的农业社会的终结，进入由工商税费为基础的工商社会，这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但是现在有种论调，认为取消农业税后会降低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这是不对的，只要农民有市场买卖行为，他就已经在纳税。

　　《21世纪》：这次论坛是不是截至目前国内较大规模的一次关于“后农业税时代”的探讨？

　　于建嵘：到目前为止，这还是第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大规模论坛。它的意义相当重要，我们希望它能实现农村后税费时代基层和学术界的思想碰撞。事实上，我原先设想的标题更加切中时弊———“取消农业税费之后的农村问题和对策”———希望论坛能反映出重要的情况和得出一些结论，我们原本计划借此给中央写一个报告。

　　我们事先搞的征文比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调查及学术论文500多篇。为了能根据现实情况来评判论文，我在两个月之内走访了全国11个省市。

　　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征文的形式，是基于两个想法：一是开辟普遍反映问题的渠道，听听基层的声音；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矫正我们的某些不正确的猜想。尽管专家学者的观点很重要，但我历来比较主张让基层说话。希望能借此机会放大基层的声音，出现更多的李昌平。

　　从会议来看，基层了解的情况确实比一般的学者更加准确，他们的发言积极踊跃，能说到点子上。因此，尽管很多学者的论文写得比农民的规范，但我们评奖时仍选择了农民，因为他们反映的问题更加翔实。对基层情况最了解的就是这些村委会主任和乡镇长们。

　　“后农业税时代”的三个问题

　　《21世纪》：论坛反映出来的“后农业税时代”有哪些问题？

　　于建嵘：主要有三类问题，第一个是农村社会利益关系面临调整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土地问题。大家都说，为什么农业税取消之后，土地问题会显性化？

　　李昌平原来说过，农民们都不种地了，都出走了，抛荒很严重，为什么？因为种地会亏钱。现在种地也许也亏钱，但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不种就没有负担。以前不同，你不种也要交税，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而现在土地问题的尖锐，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真正变成了一个没有负担、可以带来增量财富的资源。我们曾作过调查，通过这两年的农业税减免之后，一般农民种地，加国家实补，就算一亩地都不种，都可以拿到200元。所以大家都把土地当成财富了，农民与农民之间就发生了土地的争议。

　　我去年发表了一个报告，当时认为土地问题主要是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问题，而现在农民与农民之间也发生了冲突。而乡镇政府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只好更多地打起了农民土地的主意，以前农民们说“要钱、要粮、要命”，现在就变成要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