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我分析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原来农业税所占比例大的地区，税改后成了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据我了解，有的地方财政补贴居然达到了95％还多，地方上基本无收入。第二点就是为弥补收入缺口，造成很多地方非税收入剧增，这主要包括行政性的罚没收入，如超生子女罚款。第三点是专项资金弊端突出，乡镇干部挪用专项资金。第四点是土地问题成焦点，农民的土地成了唐僧肉。第五点是税改后乡村治理何处去成为大问题。第六点，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和上级机构集中，很多地方是在苦苦支撑，勉强度日。

　　●唐鸣：要解决地方财政危机，除了中央和省级政府转移支付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分配税源，为乡镇财政提供较为稳定的来源。因为实行分税制后，国家还将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大部分上缴省级和中央财政，可以说分税制改革着重考虑了如何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而没有考虑如何设置符合地方税要求的主体税种，将乡镇财政主要来源寄于工商税和农业税上，造成了乡镇财政体制性危机。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在税收分配上是否可以给乡镇更大的份额，同时在乡镇开辟一些新的税种，比如税基比较稳固的房地产税和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的资源税种向主体税种演变，使乡镇财政成为真正的一级地方财政。
 
    我国受原苏联行政法的影响，国家机关享有广泛的管理权能，范围覆盖了经济社会所有领域。正是由于传统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导致基层政府机关和人员与日俱增，加大了政府治理成本。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这种全能主义，确立服务型的政府。乡镇政府更多是要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为农民提供信息，搞好社会治安等措施来为农民服务，而不是直接介入经济发展，收费、收税上。

　　●陆学艺：乡镇政府的问题，关键是要缩权，要把一些本来应该是民有的权利还给农民。第一步，就是取消市管县的改革已经开始着手了，下一步可能是大规模的乡镇综合体制改革。我建议这件事不能急，要慢一些。

　　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

　　●宋亚平：很多人公认的问题是乡镇财政因农业税的取消而逐步枯竭，从而出现乡镇政府面临瘫痪的情况。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问题，这是一种按照传统思维方式，是按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乡镇政府要按市场规律转变职能。用市场方式走出乡镇改革“膨胀———缩减———再膨胀”的改革怪圈。

　　关键的要看税改后的乡镇配套体制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这一点湖北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特别是湖北的咸宁市咸安区。按照市场思路来改革，咸安区政府首先是重新检讨和定位自己该管什么和不该管什么，该管的又怎么管，给自己列出一个权力清单。凡是农民能依法自立自理的事，政府就不要去管了，这样改变了过去无限责任政府的状况。比如，咸安区除了保留派出所、国税所等机构外，其余的乡镇站所“摘牌、收章、改制、走人”，全部改制为“服务中心”，3年内逐渐“断奶”，最终推向市场。把公共服务项目化，凡是具有一定资格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参加项目招投标，最后政府按照项目完成情况和群众满意情况给钱。过去正是由于政府管的多，才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来做，当然也需要巨大的财政来支持。过去我们只是强调政府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而漠视了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以至于个人、家族、村民自治组织都成了政府的应声虫。

　　咸安改革由于运用了市场手段，同时又得到了体制内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已经在湖北全面铺开。可以说咸安现在已经不是“孤岛”，咸安现在已经成为了乡镇综合体制改革的典型，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有关领导去过咸安调研。我觉得，咸安改革对于中西部广大农村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

　　●于建嵘：我觉得宋亚平的思路是正确的，即用市场的手段去调节各方的利益关系。我也认为，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一个基本点应该是调整农民的经济利益问题，同时，没有利益调节也就没有真正的村民自治，重要的是把土地问题搞好。真正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一定要把土地还给农民。

　　我们要相信农民自己的创造力，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把农村管理权还给农民、把农民自由迁徙的选择权还给农民。总之，我们要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空间，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调节很多矛盾。当然，我们有关部门要适应这种利益格局的转变。

　　应该说调节这些矛盾的工作都一直在做，无论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还是农村土地改革。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农民土地的确权问题，我们实际也一直在做。

　　●秦晖：其实，一直以来，农民的公民权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只不过在税改后更加突出了。我们既然已经承认了农民的村民自治等等权利，我们就应该给予尊敬。所以，后农业税时代，我们还有很多改革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