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心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各不相同

“今天，维护农民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在日前举行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漱兰语重心长地说。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高度重视的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正式写入，这是“十一五”规划在农村发展方面的重点内容，成为新阶段要解决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但是，新农村运动到底应该怎么进行？启动新农村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还是为了拉动内需？新农村运动的内核究竟是什么？

增收还是节支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一直是“新农村运动”的鼓吹者，他建议国家尽快启动农村市场，以防通货紧缩。而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是尽快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

但是，农民增收的空间还有多大？

“在未来的一个特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不可能马上缩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判断。

的确，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于庞大等多种因素，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外出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增长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相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能同速增长，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而且，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来保证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可以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在未来五十年，农民经济方面增加收入的渠道不多。但是，如何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福利，对于决定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未来五十年农民会如何行动，十分关键。我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应该转向节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分析说。

所谓节支，就是通过廉价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的路子，减少农民生活中的支出。

比如，为农民提供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路设施；通过国家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结合，大大降低农民子女及农民全体的教育成本；为农民提供实用而不奢华的消费方式。特别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金，有效地支持农民实用的消费，而杜绝奢华的消费行为，减少在诸如建房、穿衣、购买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炫耀性及竞争性消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贺雪峰说。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如以扩大村庄内的公共交往，让村庄成为村民自己生活的舞台，让村民在自己生活的舞台上表演生活中的悲喜剧，并因此体味人生的价值。让村民在相互交往中体味人生，不只是外在的经济收入而且有村庄内部的评价。村民不是在家中独自观看电视上小资们不知所云的调情，而且在生活中，在相互交往中，在公共空间中，体味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多予还是放活对农业的改革是近年来改革的重头戏。中央从2003年开始对农村税费进行改革，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费，而且给种粮农民以种子和粮食补贴。

不仅如此，不少专家提出，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的核心，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从而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机制。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公共财政要大力向农村倾斜。

多予少取，成为制订农业政策的一条主思路。

“农业新政，在现实条件下应该是多予、少取、放活，还是放活、少取、多予？”程漱兰问。

“在目前状况下，多予政策，就意味着会有利益集团从财政中会分得更多的银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告诉记者。

在温铁军看来，在现有的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多予”政策往往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当“多予”政策出台后，由财政安排资金，一批系统、地方就会从中瓜分本应是农民的钱。而“少取”则意味着会改变大家分财政盘子的利益趋向，才会让农民真正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只有“放活”后，农村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充分发育后，“多予”政策才会拥有载体，资金的投入也能有的放矢。否则，如果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对接的机制，再多的资金投入也是白投。

“只有当少取、放活的措施已经穷尽的时候，再考虑多予。”程漱兰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有文章可做。但是方向不对，文章就会做错。”贺雪峰不无担忧地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