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产阶层在雏形期就遭遇了“权力排斥”——要进入中产，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定的权力背景；到目前，更是已经出现了一种“精英联盟”的现象，即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用各自的资源相交换，形成利益联盟。“权力排斥”，是对社会阶层的一种严重撕裂。

     社会学者的一个共识是，当今社会的最佳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中间大”这部分，指的是中产阶层。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指出，在我国，如果中产阶层能够达到就业人口的30%左右，就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然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1.9%。

     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过低，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形成不利影响，有可能潜藏社会冲突的隐患。为什么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时期稳定而蓬勃的发展，中产阶层数量却仍然这样少？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我国中产阶层在雏形期就遭遇了“权力排斥”——要进入中产，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定的权力背景；到目前，更是已经出现了一种“精英联盟”的现象，即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用各自的资源相交换，形成利益联盟。“这种联盟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发展机会，那些中小企业主和无背景的原下层者，很难凭借自我奋斗获得发展。”(9月2日《中国青年报》)

     “权力排斥”是“社会排斥”现象的一种。应该说，虽然特别应该受到批判，但“社会排斥”现象总是难以避免的——无论在哪个时代及何种制度下，总有一部分人被不同程度地拒绝于某些社会事务或福利之外，这就是“社会排斥”。比如，最早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经长期研究后指出，在法国就有包括“精神和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单亲父母、边缘群体、叛逆者”等在内的十余种群体是受排斥的。这些人竟然占到了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新华文摘》2005年16期)

     虽然“社会排斥”现象是如此广泛，然而对其中的很多种现象，或许人们只能予以道德的批判、舆论的谴责。比如，对某些群体基于习俗对另一部分人施予的抵触和排斥——像某些人对同性恋者、吸毒者、性从业者的排斥和歧视，以及商人基于个人利益对竞争对手的排斥等——对这些“社会排斥”现象，或许是只能与之辩论的。但是，对来自公共权力、公共政策的一些“排斥”行为，却首先必须致力于让其得到纠正；其次应该寻找制度性措施，让其尽量不再发生。这是因为，“权力排斥”现象不仅有害于权力的公共性本质，而且如果得不到控制，还将为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风险。

     第一点是毋须论述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利益共同体，往轻里说，这是权力缺乏规范、商业缺乏伦理；往重里说，这就是腐败。只说第二点：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盟，合力排斥其他人对权力的染指和对市场利益的分羹，如此发展下去，“精英”们所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同时，底层被压抑的人才、所积蓄的不满等也将越来越多。因此这种“权力排斥”，是对社会阶层的一种严重撕裂，社会将因此形成“中空”状态。总有一天，当达到临界点，“精英”们的所得会如一堆累卵轰然倒塌，只留下一地狼藉——这并且不是“你予我取”的“零和游戏”，而势必会形成对社会秩序、财富等的巨大破坏。

     同理，对来自一些公共政策的“排斥”现象亦需特别引起注意，着力批判。“政策排斥”其实也是“权力排斥”的一种。不同的是，这种“排斥”因其“合法性”容易被人习惯，但其危害性同样也是巨大的。比如，大学的高收费政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杀人的高收费政策，排斥了多少天资优秀的贫寒学子啊！高招录取指标向大城市倾斜的政策在危害性上“稍逊”于上者，然而其“排斥”性亦很显然。仔细观察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类“排斥性政策”还有很多，论述至此，已毋需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