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论”不断持续与升温，近来有关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论述日益增多。国内舆论近乎是“清一色”的轻松笔调，相关部门为他们的片面重商主义找到了新的借口，而一些学者也不失时机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清晰认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成本实属必要。
 
　　“软体”变化比“实体”增长更可贵

　　中国自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400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04年的1.6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6位。经济年均增长9.4%，比世界均速快了6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32位攀升到目前的第3位。利用外资连续12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国外有学者计量研究显示，1975～2000年间，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上升了2.14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了同期中国年经济增长率上升了2.33个百分点。

　　相对于国民经济“实体”的增长，国民意识观念、企业经营方式、国家管理体制等“软体”变化更大、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也更久远。制度经济学研究揭示，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可以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全球化使中国有了“后发优势”，大大节约了中国自我摸索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就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曾经有着几千年封建经济统治、百余年殖民经济掠夺、数十年计划经济控制的经济体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容否认，全球化的确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

　　中国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化中获益

　　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自由化，因为始作俑者与积极倡导者主要是美国，因此有关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系列安排即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但是，“华盛顿共识”中的经济自由化是有选择的，即资本、商品与服务的全球自由化，劳动力与人员的流动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之间，后进国家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自由贸易经典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国际分工走获得相应收益。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依据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方式，已经被国际社会誉为“北京共识”。概括起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两类：

　　一是既有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强政府、人口众多与大国优势。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是中国顺利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能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并能够较好地控制因全球化冲击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人口众多使中国一直保持低廉的劳动力优势，这使得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力；中国幅员辽阔，生产率自东向西呈梯次分布，这为缓冲全球化冲击、延续改革开放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二是新生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规模与范围经济。中国除了不断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外，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取得长足进步，并将这些进步迅速不断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变现为收益。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形成了地区的范围经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角区等不仅建立起发达的基础设施，而且确立起完善的生产供应链，方圆200公里内可以实现同一商品生产所需的全部采购，这便是美国《商业周刊》所惊呼的“中国价格”之重要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