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在上海，研究人，研究财富，就不能不提姚明，这位7英尺6英寸高的NBA明星刚刚在8月31日同老东家休斯敦火箭队提前一年续约，拿到了一份5年7600万美元的天价合同，一举成为了收入最高的中国运动员、亚洲运动员和NBA国际球员。有人甚至为姚明算了一笔明白账，将球员工资和广告赞助加总，他在5年后将成为总收入1.94亿美元的大富翁。

　　咂舌之余，经济学家难免会对姚明高收入背后的故事产生职业性的思考：姚明为什么这么值钱？或者说，姚明为什么具有这么高的价值？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前些年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明星价值论息息相关，姚明的篮球就和邓丽君的歌、刘德华的演唱会、贝克汉姆的足球一样，价值高是不争的事实，但经济学却不能给出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诠释。

　　经济学就和金庸武侠小说一样，是分门派的。关于价值论这一核心命题，经济学就分成了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两大阵营，如同少林和武当之间互不相让一样，这两大门派在解释姚明高收入问题上也是各有千秋。

　　劳动价值论认为，所谓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个略显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很容易在明星价值问题上受到攻击。如果说“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为什么同样劳动时间的姚明和普通工人在收入上却存在天壤之别呢？当然，劳动价值论依旧可以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间的区别来回答这个尖锐的提问。但遗憾的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能在量上给出更多的解释，姚明的“复杂劳动”为什么值1.94亿美元？这个问题恐怕连远在天国的该理论鼻祖亚当·斯密也会眉头紧锁。

　　效用价值论则认为，能够带来高效用的商品就具有较高的价值，姚明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他精彩的球技、睿智的语言、平和的心态和绝伦的魅力给亿万大众带来了心旷神怡的效用满足。但遗憾的是，效用价值论依旧不能从量上给姚明高收入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解释，效用这个经济学概念主要的用途是“排序”，所以只能比较效用的高低，而不能计算效用大小。姚明的效用为什么值1.94亿美元？这个问题依旧让效用价值论无能为力。

　　让经济学家头疼的姚明价值，在商人心里却有一个更为精确的量化指标。对于商人而言，姚明的价值来源于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姚明能值1.94亿美元，仅仅因为他能给他的球队老板和广告主顾带来远超这个数字的财富增值。

　　在火箭队老板眼里，姚明的价值表现为球场上的球技和球场下的人气，姚明作为NBA里最为稀缺的顶级中锋，能为球队赢得胜利、能将球队带进季后赛、甚至能为火箭捧回总冠军奖杯，就能给球队带来更多的收视分成、厂商赞助、球衣销售和门票收入，就能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

　　在苹果电脑、VISA信用卡这些广告赞助商眼里，姚明的价值表现为身上的明星号召力和身后的“中国概念”。姚明作为健康、向上、有力、幽默、睿智的体育明星，能为广告商拓宽销售空间、增加利润所得，就理所当然地能获得天价的广告合同，特别是对那些瞄准中国市场的企业而言，姚明的潜在价值更是独一无二。

　　确实，在商人的算盘上，姚明的价值已经被更为精细地计算过，所以才有了1.94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诞生。似乎商人比经济学家更懂经济，至少，商人比经济学家更懂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