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王梓 主持

关于“重化工业化”道路的争论，已经持续一年有余。

2004年7月，吴敬琏提出了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他指出，不仅“重化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中国不能绕过，而且各国的工业化过程都不存在这样一个必经阶段。因而，把重化工业当作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对吴敬琏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

滚滚向前的经济车轮，似乎正在逐步倾向重化工业化道路。有数据表明，近8年来，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逐年提高，至2004年已达67.59%，直到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有增无减。

各地上半年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更是令人惊叹。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浙江，经济投资和经济增长大幅放慢，甚至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因为增速较低，广东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都被山东超过，丢掉了第一的位子。在巨大的压力下，长三角、珠三角纷纷呈现“由轻转重”的趋势，汽车、石化、重型装备等企业得到倾斜式发展。与此相应，尽管北方诸省资源驱动型的发展态势一片乐观，但这种好日子能维持多久，仍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南北经济转型的压力和契机正在同时出现。

学界对重化工业化道路的共识在增强，吴敬琏的理论体系也正在变得严密，中国政法大学即将于近期出版的《洪范评论》第二卷第二辑，他以近四万字的篇幅论证了“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孰是孰非显然需要深入讨论。

近期，本报特邀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所所长吕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以文章、论坛和访谈的形式，对“重化工业化”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56期。

“重化工业化”是否“必经阶段”？

《21世纪》：去年7月，吴敬琏老师提出中国可以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论断，引起持续争论。那么，重化工业化阶段是不是各国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中国能否超越重化工业化阶段？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所所长)：首先，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建国初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方针，当时是为了迅速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另外它实行了赶超的战略，当时是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这样一种片面性的做法。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向轻纺织工业倾斜的政策，当时有六个优先的政策，鼓励支持轻纺织工业的发展，调整重工业过度、轻工业过轻、市场消费水平供给不足这一局面。

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又出现重化工业重新高度增长的这样一个局面，这种高速增长大概数据是，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重化工业增长率要超过轻纺织工业，当然轻纺织工业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它比重化工业要慢四个百分点。它增长的结果就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在增长值中的比重值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在整个增加值构成中2003年重工业占到64.3%，2004年达到65%，轻纺织工业增长值达到35%。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从战后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日本、韩国、巴西都没有绕开重化工业的路子。吴老师说现在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但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替代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阶段是绕不过的，而且它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尽管发展重化工业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但它也是解决“高消耗”的根本出路。因为装备水平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要依托重化工业发展。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重化工业也是绕不过去的。我国建国之初是政府配置资源，政府推动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这次开始于1998年的重化工业发展跟前两轮不一样，主要是市场需求拉动，而且规模比那两轮大得多。这轮重化工业发展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的，使得原来不具备资源条件的南方一些省份，同样可以通过国际渠道采购能矿资源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从单一的国家来讲，不是每个国家都必然经过这个阶段，比如像澳大利亚，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很高，但是它一直是以资源型的产业为主，没有经过重化工业的阶段；但是发达国家作为整体来讲，确实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从当时最先进的产业，逐渐进入到更重的，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的。

如果把整个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来分析的话，他们的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中叶纺织业的机械化开始的，然后就是蒸汽机大量使用并带动钢铁产业发展。当时那些产业在18世纪中叶是资本和技术最密集的产业，后来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的发展，纺织业成了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钢铁业也逐渐变成比较成熟的产业，里面技术的创新相对越来越少。同样的情形，到了20世纪以后汽车产业、飞机产业、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等等资本、技术更密集的产业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不断涌现，原来先进的产业就逐渐变成技术相对成熟、资本相对不密集的产业而慢慢从发达国家退出。

我们国家1950年代的时候，优先发展的那些重化工业，在当时都还是国际上最先进，发达国家最具有优势的产业，对于我们来说是赶超。现在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总的来讲，我们还是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的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我们应该发展比发达国家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资本比较密集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区段。但是，由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和国际产业链资本和技术的深化，在1950年代时属于赶超的重化工产业现在有些已经是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我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在这方面增加投资和建设是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能一哄而上，如果是这样，必然会在这些投资建成后形成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合理的项目也变成坏项目。

吕政：中国加快重化工业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发展已经像当年的其他重要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那样，从经历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向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再向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这样一种梯度的转移和上升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可能三个不同的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都有它一定的地位和比重，不完全是此消彼长，这一产业替代另一产业这样一种绝对的格局，这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决定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坚持发展劳动生产业，同时适应市场需求，也要加快重化工发展，同时也不失时机推动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用一句简单的话说，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是不准确的，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或者是片面的理解，应该说三种不同的产业在中国都有发展和增长的空间。

马晓河(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一个经济体如果要发生转变，肯定经过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化的过程。从供给角度看，刘易斯提出结构转化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劳动力大量过剩，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旦劳动力短缺以后，肯定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工资开始提高，是为第二阶段；到了一定的时候，全社会劳动力短缺，出现资本深化，资本深化是指完全由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整个结构要升级，产业要现代化，意味着整个产业里面资本比重、技术比重提高，劳动比重减少，这第三个阶段是不可能超越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资本品的比重要提高，这个阶段由供给和需求双重作用决定，不可逾越。

中国作为大国，特别是一个结构比较完善的国家，它的结构转换更是没有特殊性。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等可以不搞农业，可以不搞制造业，可以不按照产业结构系列转换就直接发展适用的产业结构；但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大的国家，其经济体要靠完整结构支撑，这种国家的结构转换是有规律的阶段性的，不由体制和人的意志而改变，有一个演变过程。

冯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重化工业化这个概念，是日本明确提出的发展战略，1955年到1975年，前联邦德国、韩国基本都有这样一个特征。对应来看，我国的重化工业比例很高的时期是建国之初，实行重工业发展优先的战略，奠定我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那样的机制，是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导致，形成重工业比值很高的局面，它也导致了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重重轻轻”的问题，消费受到抑制。近些年的重化工业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导致，一个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造成，人均GDP到1000美元后，消费结构产生剧烈变动，从吃穿到住行升级，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多起来。另一个，是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改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大量需求。这两个因素，使现阶段重化工业的形成机制，明显有别于前一阶段。

从这个机制来看，重化工业的发展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首先，由于城乡、东西二元结构的存在，居民消费升级是一个长周期过程。它的持续释放时间可能要大于那些二元结构不突出的发达国家。另外，城市化因素也是一个长周期变量，我国存在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要从目前的40%多一点到60%左右，有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总体来说，我认为重化工业阶段难以逾越，但要适度发展。

王一鸣：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会比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经历的时间要长。从供给上来说，原因在于我国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非常落后的与非常现代的技术并存，这会拉长重化工业发展的过程。我们要有缩短这个过程的意识，但不能急于迈过这个过程，必须从战略上做出安排。

吕政：日本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时候面临的两大压力，我们今天都遇到了，既遇到了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也遇到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应对这样一种挑战和压力？日本的经验是积极的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值，不再单纯坚持1950年代到1970年代那种以传统炼钢、化肥、基础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主导，而是转向技术密集型的机械制造、汽车、半导体、家用电器，这些技术密集型的，附加价值高的，耗能高的产业为主导。通过产业升值来渡过能源价格上涨的危机，通过产业升级，消化日元升值带来的在国际贸易中的压力。

《21世纪》：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重化工业这个阶段了？

王一鸣：经济学上并没有说重化工业发展是一个阶段。中国处在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过程，这个时期重化工业有足够的发展动力，供给和需求方面也有足够的条件，但不能简单的归结为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我赞同一鸣的观点。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轨迹也很清晰，1980年代主要是食品产业，1990年代是轻工纺织业，现在是汽车、钢铁这些重化工业。从现实来看，中国产业的变革是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应当取决于四大因素：生产要素配置的完善和改善、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就是不断完善和改革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对重化工业来讲，四个因素是融为一体的，比如说投入的增加，为什么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率居高不下？一方面确实有问题，但另一方面要看到现阶段即重化工业时期，投资率必然保持较高的水平的客观性。

进入重化工业时期对中国结构的变化和优化是一件好事。不管怎么样，从数据上看，重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已经达到67.6%，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