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关于我国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企业已形成一个基本竞争格局的表态，引起轩然大波。

　　且不论对错如何，这一结论将降低李荣融为国企尤其是央企改制开出药方的药效：诸如上市、重组、建立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健全外部董事制度，以及扩大公开招聘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范围和层次，其手段全都指向市场化；但对于市场竞争的理解却与手段相逆。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市场化是真正的市场化，是我们所需要的？

　　从某个角度说，改革是个试错的过程，也是现实约束条件下的产物。为什么匈牙利与捷克对国有资产的处置不同？匈牙利对国有资产只卖不分，那是因为巨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不愿意外资收购，于是出现“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

　　认清硬约束条件就会尊重现实，可以在改革过程中少走弯路。如果对于约束条件认识有误，即便一开始以强力推行，到最后也只能推倒重来，国有股减持就是一个例子。这中间，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倾听市场的呼声成为关键。一个大夫，如果以先入之见诊治病人，难免“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中国进行了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已经给出了一些约束条件，但李荣融的表态，使人担心这些约束条件是否会遭到曲解。因为他对垄断的理解带有明显的“李氏”印迹，有对经济学传统定义进行重新诠释之嫌。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一个既掌握了话语权又掌握到行政裁量权的官员，如此不惮于亮明与普通认知相左的观点，是否今后中国的市场都会维持这样“适度竞争”的状态？如果这样的诠释方式上升为行政层面的主流“理解”，那么，市场“药方”自然不会放在培育竞争主体上，而只会用行政手段使市场保持合适的企业数量，多则少之，少则多之。

　　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仍占据大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将这一逻辑推到极致，市场有可能强行脱离硬约束规范：股市曾经如此，幸而已经走入市场化正途，但能源行业、电信行业会怎样？

　　另外，不同部门的定义如果各不相同，相关行业又该如何调控？而董事会、外部董事到底应该以谁的定义为尊，投下赞成或反对的一票？

　　这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国资委有关人士曾多次表示，要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此次李荣融也表示，目前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条件已经成熟。看来，国资委认为建立国有企业的“体内血液循环系统”很有必要；而财政部对此看法颇为不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国资首要目标应立足于造福社会，财政部甚至已经开始着手国企利润的收缴工作。国企的董事们对国企利润负责的主要依据，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还是其他？所谓的市场化，就是目前中石油、中石化呈现的方式吗？

　　国企改革已到关键时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样的时刻，掌握行政权的有关政府部门事实上也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在重重压力之下，言行尤需谨慎。如果要对某个问题下结论，最好辅之以全面的数据；而在创立或推翻一个经济学概念之时，需要给公众一个完整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这样，才能让公众信服，才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