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达成关于改革的共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先回答：需要不需要达成共识、在多大范围内达成共识，或者说为什么要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有人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改革”是亿万人民利益攸关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不是个人观点，也不是学术观点，仅凭主观判断是否“科学”是不可以权衡其是非得失的。例如一些国企在进行改革决策时，主张只由官员、“企业家”和学者三种精英联合设计，而把最大的利益相关人（国企职工）排斥在外，这种不需要投票的思维，在实践中造成了许多国有资产流失的个案，并且因为损害了国企职工的权益而影响了社会稳定。

改革要尽可能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从原则上讲，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重大决策理当尊重民意；从国际通行的现代治理理念讲，利益相关人享有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从社会实践讲，即使再正确再英明的决策，要变成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并积极响应的行动，也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群众路线曾是执政党的政治优势。

还有一种说法，即上世纪80年代是姓社姓资的观念之争、90年代是要激进抑或渐进的改革路径之争，进入21世纪是利益之争。这种概括不无道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基本原理。然而，利益之争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外交谈判各为其“主”（祖国、民族），不是也可以求同存异达成妥协（即“共识”）吗？

“反思改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要说我们从事的前无古人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本身就包含有试探、随时调整进路的意思，就是平常我们做任何一件重要一点的事情，不是也要及时反馈信息，随机应变地修正应对措施吗？

“反思改革”有没有前提？我觉得有，至少有两条。一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中国的改革之路必须继续走下去，现有的将有的种种问题只有用深化改革来解决，开弓没有回头箭。有人把这句话误解成对既往改革举措的无条件肯定、对当下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的全盘接受，理解成对某些具体改革方案的不容置疑，这是由于社会信任缺失造成的“过度阐释”，甚至是一种借题发泄。

人是容易怀旧的，美国解放黑奴、沙俄解放农奴之后，都有不习惯新的生活方式而想“逃避自由”的人怀旧。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分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思想背景，曾指出实行共和新制后一时不适应的乱象，使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精英和革命家都怀念起了专制制度，当下有些人怀旧也可以作如是观。但完成中国的转型，是我们这几代人的历史宿命和伟大使命，是不可不认清不担当的。“改革没有回头路”，这是当初我们作出改革选择的处境；今天这样的大环境并未改变。

二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标不可动摇。这个初衷和目标是什么？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简言之，就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强、民富。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基本理念是民主、法治，前提是公民权利平等；二是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是走向共同富裕必经的一条路径。违背这个初衷和目标的“改革”，我们就应当废止或修正，至少要考虑适时补救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

有了以上“共识”作基础，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怎样达成关于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共识有两种方式。通常是指言论层面的那种，通过讨论，交换意见来实现。在这个层面上，特别需要善意和平等的态度。在搞了几十年“大批判”、“大辩论”，习惯于“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的国人中，做到这一点颇为不易。

有人批判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是“上纲上线”，重新挑起姓社姓资之争。我宁愿把它看成一种表达惯性，人家就是那么想的，他有权利这么表达，听不听不由他决定，他也无权要别人噤声。有媒体报道，张维迎教授等人对巩信居然阻挠了《物权法》草案提交审议一事“怒不可遏”。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幼稚和急躁，而且该草案确实在立法技术上还有许多问题要斟酌（参见3月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不是说现在发言就百无禁忌了，但是“上纲上线”已失去了道义优势，政治上也不那么有杀伤力了，因此没有什么可怕的，谁都不妨敞开来说。

说当下多是利益之争，这话不错，反映了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这一基本现实。这是搞市场取向、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与别人利益“兼容”的利益诉求方式的。通过讨论，可以使人变得清醒和明智，以达成共识实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兼顾及全社会的和谐共处。

另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就是当下人们已习闻的“博弈”。这种方式如果止于投票选举等民主的手段，那是文明的；如果要通过“跳楼秀”才能达成资方按时给付劳方薪酬的“共识”，通过“讨债公司”绑架人质才能达成欠债须还的“共识”，那么，这种“肢体语言”的达成方式还是不必用为妙。

“有话好好说”是成本最低的达成共识的方式，这应当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精英和平民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