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的《文汇报》可歌可泣的史实，不只是当时中国的新闻记者引为骄傲，今天的《文汇报》人也应当为这段报史而感到光荣，值得记忆。

    1938年1月，在抗日战争熊熊烈火中，《文汇报》诞生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办办停停，停停办办，几次被封门停刊，又几次再刊复活，可谓是饱经风霜，备受磨难，九死一生。但她没有死，还是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今天。“文汇报”三个字绵延近七十年没有改变，更没有消失，成为一位“长寿老人”，这在政治风云变幻的中国，独一无二只此一家，可谓是一个奇迹。

    “文汇报”是我想了二十年的题目。我的同事陈可雄曾陪着我连续数日访问了徐铸成老总编，我还是自感力不胜任，一直没有动笔。但对我所听到的《文汇报》的前尘旧事，仍然萦绕于心，拂之不去，特别是前朝人物，和今世的《文汇报》有着剪不断的干系。我这个记者生涯始于《文汇报》又终于《文汇报》的后来人，又怎能不对他们情怀依依呢？正是由于对《文汇报》的这种难解的情结，所以就贸然提笔，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文汇报》作些剪影式的介绍。

    ●报人之天职

    每当我走在南京路上，经过食品一店，就难免要想起它的前身新新公司。新新公司附设的新新旅馆，也和其他较大的旅馆一样，不少大的房间被人包租，作为吃喝玩乐的“俱乐部”。其中，313号房间就被一批铁路职员长期包租，其领衔人物就是《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严宝礼等遭到遣散，拿到遣散费。这笔钱，是坐吃山空，还是做些生意营利？开始他们做大米生意，蚀本了。胡雄飞、陈耻痕提出：“目前，几家报纸停刊了，而上海市民都十分关心抗战，如果办一张报纸，不愁没有销路。”于是，他们集资7000元，这就是《文汇报》的“催生费”。

    的确，上海成为“孤岛”后，颇有影响的《立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申报》都纷纷停刊或迁往内地与香港。严宝礼与三五志士深觉上海还有租界可作护持，不可尽抛“江东父老”于不顾，就这样创办了《文汇报》。为避免日本人的检查，以高薪雇用英人克明，挂上洋招牌出版发行。聘胡惠生任总编辑。创刊号发表了《为本报创刊告读者》，云：“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控制。”“消息力求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

    严宝礼对办报纸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在经营上被人们称之为小诸葛，更为一般从事经营的人所不具备的，是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有着善识英雄的一双慧眼。他知道办好一张报纸，写好社论及办好副刊极为重要，他就请当时已经被《大公报》遣散而失业在家的徐铸成写社论，又请当时已经是知名作家的柯灵主持副刊编辑工作。

    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西撤武汉，上海版发表了王芸生执笔写的社评《暂别上海读者》，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国军退出的上海完全成了孤岛，我们在这孤岛上又支撑了三十多天。”上海是战时的“孤岛”，也就这样叫开了，从此也就为上海留下这个颇有历史象征意味的名字“孤岛”。

    孤岛似乎还和过去一样，中华民国的国旗照常在上空飘扬，法币照常流通，国民党驻沪单位照常工作，照常是灯红酒绿，轻歌曼舞。1938年2月1日，《文汇报》虽是刚诞生一周，还很稚弱，就发表了社论《上海并非孤岛》，说：“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要居住在上海的人，不要苟安逸堕，“应该时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刻记住你处的地位。”

    徐铸成，清华大学毕业，任《大公报》记者。《大公报》内迁，休闲在家，储玉坤奉严宝礼之命，约请他为《文汇报》写社论，每篇稿费四元。徐铸成写的《告若干上海人》为题的社论在2月8日的《文汇报》上刊出，对梁鸿志、温宗尧跃跃欲试投降日本的行为发出警告，要他们悬崖勒马，不要“去当小丑”，“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前进，切勿恋着昙花一现的幻境，被漫天的风沙，葬送了自己。”有了这样一篇社论的见面礼，2月20日，徐铸成遂进《文汇报》任总主笔，专管撰写言论并兼管一版编辑及新闻稿的编选。

    2月10日，一版刊登美联社新闻，周恩来谈中国今后战略，同时发表社论《读蒋委员长演词》，称赞蒋介石在庐山对军训团的精神讲话。副刊《文会》刊载《叶剑英将军素描》。这天的报纸正在为读者称道时，下午6时许，由日本特务与汉奸指使的一名暴徒，向报馆投来手榴弹一枚。发行科职员陈桐轩被炸重伤，广告科职员萧岫卿、毕祉芬（志奋）同时受伤。应严宝礼之邀的柯灵（高季琳）来馆报到的第一天，正独自静静地看着稿件，爆炸声震得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到楼下，看到陈桐轩已倒在血泊里。在硝烟之中，副刊《世纪风》脱颖而出。2月11日，柯灵以陈浮为笔名的短文出现在《世纪风》上：

    手榴弹，在近一两个月来，曾经完成过大快人心之举。可是现在，连那些卑污的手也使用它了。

    但这被击者只有光荣。

    只可惜圣洁的手榴弹被他们所亵渎了。

    这天的《世纪风》还开始连载史沫特莱作、美懿（梅益）译的《中国红军行进》。

    2月12日，柯灵同样以陈浮的笔名写了《暴力的背后》一文，更加有力地抨击侵略者：

    炸弹可以使奴才屈膝，但不能使真理低首。

    暴力的施行，在被压者是反抗，在统治者，却往往是权力失败的最后一著棋。

    2月21日，陈桐轩于仁济医院逝世，22日大殓，发表编辑部人员执笔、克明署名文章《悼本报同仁陈桐轩先生》，有这样一段话：“本报始终抱定一贯之政策，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胁与恐吓，以尽报人之天职，决不因陈君之死，而变更本报之宗旨及信条。”表示了《文汇报》人屹立不动的决心。

    3月1日下午3时，报社收到日本特务指使一位水果店学徒送来一小木箱蜜桔和用纸盒盛装的一只已经腐烂的人手臂，并附了一封匿名信，内称：“文汇社长，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味。”

    坐在总主笔位子上的徐铸成，没有为恐吓信退却。还是在他未进《文汇报》之前为《文汇报》写了第一篇社论《告若干上海人》，这时还滞留在上海《大公报》的胡政之读了之后，就曾劝诫说：“写得很有文采，构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问题。”报社被炸，徐铸成就打电话问严宝礼：“社论还要不要写下去？”如果严宝礼有退却之意，他就不打算进《文汇报》了。可是严宝礼回答得非常明朗：“社论仍旧写下去，保证不更改一个字。”直到徐铸成晚年，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说：“严宝礼这个人真是有些魄力！”

    ●孤岛上海的窗口

    《文汇报》成为孤岛上海的窗口，使人们在沉闷中能吸收到新鲜空气，看到孤岛以外的世界。在这里能听到毛泽东鼓励抗战的声音，能看到平型关、台儿庄打击日军的战况报道，能读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共产党人的形象素描，每天都有徐铸成执笔写的鼓舞抗日斗志的社论、短评。

    3月10日，第五版发表了记者邵伯南的特写《吃人的魔窟》，揭露日本特务和汉奸以某公司招聘女职员的名义，诈骗青年女子到沪东某地供日本侵略者蹂躏，实际上就是“慰安妇”。英人克明对此大为恼火，要把记者送到工部局去。还是严宝礼陪着记者去英工部局，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对记者大声恫吓，说：“看来你不要命了，你小心点。……”最后还是严宝礼说了几句好话，才让他们离开工部局。邵伯南在上海不能呆了，徐铸成就派他往武汉做特派记者。后来写了长篇通讯《西南之行》在报上连载。

    1938年3月18日，徐铸成写了社论《西北大战之展望》，以热情的笔调歌颂八路军：“陕北现为八路军之中心，人民经两年余之严格训练，抗日思想最为浓厚；武装民众，遍地皆是。彼等已厉兵秣马，准备保卫故土，献身祖国。八路军主力，现集中于陕晋边境者无虑20万，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有浓厚之政治意识，高远之政治理想，每一个士兵，均能成为一个作战单位……”社论最后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地，数千年来，屡摧强敌，驱逐胡虏，保卫中原。今日中国男儿，又跃马横戈于西北疆场矣！”

    3月31日，一版刊载朱德通电，揭露日本侵略军往山西、河北、察哈尔边境投掷含有伤寒等细菌的炸弹。

    报纸还宣传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4月23日，发表社论《胜利不会动摇》，说：“自台儿庄大捷后，大家把阵地战估价太高了，对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感觉特别灵敏，因此乐观或悲观的程度，也不免有些过量。”“决定中日战局的因素，一在消耗，二在时间，若干阵地的得失，实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