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项工作是总结推广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逐步扩大试点。第二项工作是加强对试点工作中发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调研并提出相应政策。这些问题，有些试点单位、地方已经在破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认真总结这些单位和地区在破解这些难点方面的做法和措施，然后形成一些政策，来推动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第三项工作就是修改和完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第四项工作是抓紧制定文化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政策。

　　为了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引导，现在我们牵头在制定5个文件：第一个是关于非国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规定，第二个是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规定，第三个是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第四个是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规定，第五个是鼓励和引导动漫和网络游戏发展的政策规定。前3个规定已经基本完成，后2个政策已经制定出来，但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后下发。

　　张东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就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谈几点个人意见：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事业单位的定位。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管理模式是我国特有的，在这一体制下，各文化事业单位既可享受事业单位和企业拥有的利益，又可以不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但由于缺少竞争，很难发展和壮大。文化事业单位应该是政府基本文化服务的载体，而人民群众在基本文化服务以外的需求主要由文化企业按市场化原则来提供。从性质上看，文化事业单位不应以收费为主，即便收取少量费用也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改革以后，文化事业单位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文化服务的非赢利组织。

　　第二，关于分类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目前，我国文化事业单位内容和性质各不相同，针对这一现状，我们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把现在的文化事业单位归类，分类推进文化事业的改革。

　　第三，关于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处理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有利于建立规范的表决、利益分配、人事任免等程序。根据文化事业单位的特点，可以探索由出资人代表、业内专家、消费者代表、事业单位职工代表等组成的理事会，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决策机构，理事会向社会公开选聘执行人，负责文化事业单位的日常管理，并建立由有关部门、消费者代表、职工代表组成的监事会，形成理事会、监事会和执行人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保证文化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行。

　　第四，关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行业管理。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以后，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弱化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直接管理，加强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行业管理，保证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正确方向，促进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第五，关于构筑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文化企业只有置身于市场中，才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国内文化市场上获得发展，才能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构筑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关键是要在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把文化企业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

　　第六，关于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文化企业国有资产既有一般国有资产的自然属性，又有不同于一般国有资产的社会属性。理顺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推动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保证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

　　张伯海：走出去这个课题既遥远又紧迫，既高难度又有吸引力，不及早从战略、战术方面酝酿和谱写这篇文章，出版业会出现致命的缺憾。

　　●为什么要走出去

　　这是三千万海外华人的需要。只有对海外华人的需要把握好，才能很好地为海外华人服务。海外华人的中坚分子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年纪较轻、学历较高、直接在职场打拼的人群上，他们的优势体现在中国背景上，给他们提供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深度信息，将给他们以生存、创业不可缺少的支持。此外，还有因子女等原因移居海外的年纪较大的海外华人，以及华人女性读者和海外第三代华人，他们都非常希望得到来自祖国精神上、文化上和信息上的支持。我们出版业如果能重视海外华人在价值观念、消费心理等方面的变化，努力做到海外落户、本土化，那我们的出版业就能把走出去的工作做的很好。

　　走出去也是各国读者的需要。中国20年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正在为国际关注，很少有国家会忽视中国，很多国家都在思考与中国建立关系。中国出版业应针对不同国家读者的需要及时做出有深度的中国报道，为国外人士指引进入中国的通道，这会受到国外各层次读者的欢迎的。而中国出版业应把宣传内容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变为以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信息即“今信息”为主要内容。

　　走出去是出版业改革的应有之意。不善于传播自己文化的国家是民族文化势微、甚至文化个性泯灭的国家。中国出版市场开放后，中国出版人不仅要在国内竞争中取胜，还要敢于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一试身手。

　　●中国出版怎样走出去

　　1、海外华文出版业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现在要走出去需要拿出大手笔，做大文章。目前，海外华文出版实践还是试探性的，如《女友》杂志和《读者》杂志。现在北美华文市场反而是香港、台湾的华文媒体比较强大，主要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投资背景，经得住挫折和摔打。因此要调动国内大出版集团、国内主要的发行公司以及各类企业家投资海外华文出版，打造品牌华文出版物、海外华文出版物的营销渠道等。

　　2、借水行船。中国出版业可以直接把出版物运往国外销售，也可以在海外办出版，既要面向海外华人，也要考虑到各国其他读者的需要，中国出版业可与海外出版业合作出版华文出版物和外文出版物。

　　3、要努力培养相关的精干人才。这样的人才一定要熟悉世界出版业的大格局，没有语言的障碍、出版业务的差距和市场运作的障碍，把弘扬中国出版事业作为自己的目标，把弘扬中国出版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

　　总而言之，中国出版业既要有走出去的宏伟目标和热情，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量力、循序而行。开拓海外出版市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每走一步都要做可行性调查，切勿盲动。

　　喻国明：在谈到传媒改革时，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安全问题。因为，传媒的影响力越大，它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就越大。但是，安全性是要通过改革才可以获得的。不改革只能获得表面、暂时的安宁，最终会以一种恶性方式爆发出来。

　　对于中国的传媒业而言，我认为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从经营层面上来说，如何解决媒介单位碎片化生存情况。传媒的整合力是导致传媒竞争力和生存能力最重要的一种能力。这是解决碎片化生存，媒介实现产业化必然的逻辑。因为个别媒介的市场化运作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进入到一个平台期，一个发展的透明天花板，在这样的天花板下，它的市场延伸受到了阻滞，整个竞争成本在加大。市场扩张、市场价值链条本身都无法得到延伸，所以它进入到一种发展的瓶颈期。这是在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到一定阶段，它的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看起来好像还有发展余地，但实际上进入到了低速发展时期。就像我们赚钱一样，赚十万块钱可以用打苦工的方式、背麻包的方式、洗盘子的方式，十万块钱是可以赚到，但是要用这种方式赚一千万，想赚一个亿这是不可能的。赚了一千万，赚了一个亿，再想赚十个亿、一百个亿，用同样的模式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个上台阶都意味着运营模式、发展模式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的判断是说，简单地按照过去的发展去画延长线，已经不能适应今天传媒业的发展，而今天传媒业的发展一定要去解决传媒业碎片化生存的问题。而事实上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探索。但是这种探索总体上来说是不成功的。我们把过去的探索，即解决碎片化生存的问题，称做权力扩张模式。也就是说用行政权力的手段来实现碎片化生存问题的解决，这种集团化组合的方式，它是不成功的，或者说主要的方面是不成功的。

　　第二，就是在资讯领域里、在内容领域里要解决的就是主流资讯里的开放。中国传媒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它发生的一切变化，我认为是微观改革胜于宏观改革，观念改革胜于体制改革，增量传媒改革胜于存量传媒改革。今天所看到的媒介的活跃、媒介的发展、媒介的丰富，都是微观改革、观念改革、增量传媒改革所带来的，也源自于宏观改革滞后、体制改革滞后、存量传媒改革滞后，而宏观体制和存量传媒所把持的正是主流媒介、主流资讯的传播。

　　从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上来说，新闻治国已经成为今天实现对社会调控最重要的一种职能。而如何通过政府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活动、讲话来引导舆论，控制舆论，决定了媒介的主流资讯如何开放、如何引导这两个车轮的运转。

　　一方面要开放，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你可以通过某些技术、体制、政治的规定手段，对传统媒介加以各种限定。这样做可以得到一时安宁，但是它不解决根本问题，不是长效的安全机制。长效的安全机制是建立在资讯、信息相对分享的基础之上，只有面对这样的自由分享，然后我们再来考虑如何去引导、去设定规则、如何进行管理，这才是有长效机制的方式。另一方面，不同的利益集团现在不断面对社会资源整合，现在不同文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矛盾、磨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成为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提供一个公共话语平台，让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这样的交流消除隔阂、消除偏见，增强宽容和理解，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当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