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将进一步下调。11月9日的《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推出，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进一步下调所做好准备。

汇率体制：2005年的“中国式创新”

2005年7月21日，一个普通的周四，大多数人像往常一样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是正在吃着晚饭。此时《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令世界金融市场为之震动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具体来说，一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到8.11元的水平；二是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三是中心汇率以前日收盘价为基础。央行允许人民币在央行设定每日固定汇率上下0.3%间波动。

11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美元兑人民币1∶8.2765的比价从此被人民银行主动颠覆。

以汇改为契机，人民银行推出连串举措，增加外汇市场主体，引进交易品种，增加交易方式，使外汇市场建设在几个月间“突飞猛进”。外汇市场向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使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特征愈加明显。

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包括放松对外汇资本流出的限制，在商业银行购汇补充资本金、境外外汇投资、个人财产转移以及个人因私购汇等方面，放松了对外汇的管制，而且逐步降低强制结售汇比例的要求，扩大外汇账户的使用范围，增加各个主体保留外汇头寸比例，调整银行结售汇头寸的管理等。

8月，央行扩大了办理人民币对外币远期业务银行的主体，并将交易范围放开至全部经常项目交易，另外增加部分资本与金融项目交易，同时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央行同时表示将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产品而在7月21日汇制改革推出4个月之后，11月2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并首次实施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掉期操作，此外还将于2006年实行即期外汇询价交易。这两项制度将在人民币合理定价与促进汇率风险规避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真正深入、完善和有效的重大推动力量。

此次人民币汇率调整，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性原则”——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在条件具备和成熟之时，积极主动地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也就成为必然。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就使得人民币汇率既能基本反映市场供需状况，减少经济扭曲，同时也能控制汇率过度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

汇改五个月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双向波动，企业和银行并没有因为汇率变动受到较大影响。惟一让央行官员头疼的是，可能由热钱所引领的地产泡沫把风险积聚在银行身上，并可能威胁着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

2006年，在确定新的汇率制度之后，放宽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幅是深化汇制改革更为现实的选择。

官方权威分析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人民币汇率走势符合改革的预期，而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则是不断加深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币的弹性更强。”这更是表现出人民币波幅扩大的可能。

2006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一个基本的思路是，逐步把汇率弹性加大，让其市场化，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说：“比如在干预市场的时机、工具的选择上，用远期和期权肯定比即期干预要好。事实上，人民银行已经在12月付诸实践了。

同时监管当局也决定，2006年在外汇市场上增加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期透露，2006年将马上要推出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通过金融衍生品银行将有更多手段来规避汇率更大波动浮动的风险。

11月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声明也曾指出，货币汇率应反映各国经济基本点，汇率过度和无序浮动对经济增长有害。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继续坚持“三性原则”，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2006年人民币汇率会更富有弹性，为巩固汇改成果，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也会及时跟进。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内外“两重推进”

2005年，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高盛集团，纷纷入股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淡马锡的请求尚在讨论之中。2005年10月27日，中国金融领域“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建设银行香港首发上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是达到银行改革目标的手段，国有商业银行并不是为了上市而上市。

按照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思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主要想解决制约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改变以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上国股资的局面，通过股权的多元化和上市的公众持有，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企业文化的转变。

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不是为了“引资”而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的银行服务理念、管理经验和产品开发与维护的技术，迅速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上市迫使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达到资本市场的要求，从而提高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利用其品牌效应，在股票IPO时发挥促销作用，但对银行治理和经营绩效的改善本身则未必能产生预期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公司治理文化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发行了部分股票就自然跟随进入国有银行的，它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制度性因素。

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主体，在中国金融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汇率市场）的每个角落都会有它的身影，而四大国有银行又天然地成为银行业的核心。

以银行为主导的这种金融体系一直支持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孕育了巨大风险。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尚不够强健，货币市场的欠完善导致无法形成一个基准利率，进而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政策不能有效调节市场利率，非市场化的利率进而导致了资源低效配置。同样，汇率体制的改革也一直在“迁就”柔弱的国有商业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的嬴弱制约了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制度的变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解决中国金融体系杂乱艰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