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戊戌变法一百年的时候发表的这篇文章因为现时的特殊环境而显得特别有意义。（摘录）

                       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

                               1898--1998

    戊戌变法前的中国除了列强的侵略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的不平等，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和政府的腐败.比较一下戊戌变法100年来中国对这五大问题的解决，如同看见一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道路。戊戌变法时期面对的一些问题，以更复杂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挑战。

第一：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自清中叶乾隆时期开始已相当严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和马尔萨斯同一时代的洪亮吉在《意义生计篇》里就已谈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这一事实。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以后，汪士铎更是直接将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与人口压力直接联系起来。

认为一个社会在人口过度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政治清明，气候收成都不错，但由于失业人口（即“不家、不工、不商、不士之人”）太多，都必然要产生社会危机。但可惜的是一思想未被后来整合进社会思想的主流中，只是长埋于纸堆中。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认为中国贫困落后完全产于分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贫富差距来克服大众贫困的方法成了后来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者努力的主要方向。虽然有不少外国的学者们谈到中国人口过多寻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我们目睹了人口过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剧的最后一幕。在这里，一个伟大的民族倒在尘土之中。

中国，这个世纪艺术、哲学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平民的过度生育而逐渐衰竭。这种批评当时被当作帝国主义的恶意诬蔑而根本不予理睬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更是受到粗暴的批判。忽视控制人口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平行进行的基本道理，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成为了人口意义上的----从４.5亿猛增到期12亿，完全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现在中国人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过剩所造成的。

第二：农业内卷化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由人口问题决定的。所谓农业内卷化，指的是农业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早在清代中叶开始，由于劳动力过剩，中国传统农业耕作就已集约化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贫农经济。人多地少这一矛盾决定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变方向。在本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后，中国经历了农村人民公社等历史实验，以退回到以前由小家庭分散占有土地的制度。由于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很小，无地农民数量庞大，土地分散在小农户手中，中国农业始终无法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从历史事实看，在本世纪50年代工业化早期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摆脱人口压力，但由于政治上的失误，将人口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又一次丧失了选择机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绝对不会比一个世纪以前简单，反而由于农业政策导向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抛荒，从而使中国的农业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第三：教育问题

    戊戌变法提出的教育改革直到1908年新政期间才开始进行。从大学这一层面上看，发源于欧洲的大学以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为己任，中国的大学制度最初也具有这一特质，但越到后来，所存在的问题也就越多，不仅精神特质相去甚远，就连技术教育这一层面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大问题，中小学至今还未完全实现义务教育。由于人口素质的普遍低下是教育不普及的直接结果，到了20世纪初，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制度的变革如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识的基础上，很难获得成功，因此必须让农民学会解决他们世世代代面临经济问题. 在这种观念驱动下,力图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的活动在中国兴起，发展成本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的类型甚多，有西方影响型、本土型、教育型和军事型等。在中国这样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本来重视教育和保护知识分子是应有之义，但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 教育中衰，知识分子也受到各种无情打击,尤其是“反右”与“文革”，更是对文化教及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教育体制经受了所谓“教育革命”残，层层淤积的弊端堆积到如今，已造成了教育严重萎缩这一事实.      分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本来就不够健全的教育体制经受了所谓“教育革命”之 摧残。

第四：政府的腐败问题

    20世纪，中国几度被腐败这一政治之癌所困扰。清政府的腐败的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生活如恶梦一般，在官僚资本卢专制政治相结合的统治体制下，许多改革举措先后流产，最终使国民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共

前朝的腐败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引为借鉴，所以腐败问题在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还 能得到控制。但到了年代以后，腐败开始蔓延，权力市场化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并威 胁到社会的健康发展。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难点问题，就会发现成为改革最大因素其实就是权力市场化。好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

第五：社会的不平等

     社会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不平等，解决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但这一措施却未来得及实施；共产党则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采用社会主 义改造的形式铲除了城市有产阶级，使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平均主义理想。这种奠于平均主义理想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几十年内使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到了本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开始寻求建立经济体制的尝试。由于权力资本介入市场前的国家资源分配，这一尝试到最后虽然打破了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益，却使中国在短短十余年内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强烈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现任政府必须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这二者参加分配的比例上作出公正的规定，否则少数人不下当的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