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7日召开的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提出，各地应选择部分公立综合医院，作为转换运行机制的试点，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主要为低收入或者没有收入的人群提供服务。在10日举行的卫生部首次“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介绍，卫生部是在调研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后，才决定在全国推行此项做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从2003年开始建立了两家平价的“济困医院”，并要求下属各州、市至少各建立一所平价医院，全区公立医院拿出10%的床位作为平价病房。

　　实际上，不光是在新疆，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若干城市，也有类似的平价医院出现。

　　低价如何成为可能

　　偏居乌鲁木齐市东部的新疆第一济困医院，显得平静甚至冷清。几个住院病人家属在主楼进门处“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电子屏幕下低声攀谈，休息的护士在二楼和三楼的楼梯间看着电视。

　　在记者逗留门厅的近20分钟里，没有看到一位前来挂号就诊的病人。该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对于这样的二甲医院，就诊不饱和状况在乌市普遍存在；而且第一济困医院地处旧工业区，住在这里的原七一纺织厂的职工绝大多数都已经下岗，靠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金生活，即使药价便宜，他们也看不起病。

　　一位58岁的维族老太太因为糖尿病，已经入院近20天了，记者特意找医生询问了她的治疗费用。医生认为到目前为止，费用应该是在2000元以内。

　　虽然低廉，但这还并不是这所医院的典型收费。这里普通看一次病，门诊平均处方费用50元以内，住一次院，一般住院费用2000元以内。乌鲁木齐市内普通医院七八十元以上的120急救费用，在这里变成了二三十元；400多元的胸部CT，在这里是230元；4000元左右的阑尾手术，在这里只需2000元。

　　而假如患者持有“低保证”或困难家庭救助证，挂号只需3毛钱，诊疗费免收，包括住院床位费、抢救费、手术费在内的所有的治疗费用减半，

　　新疆第一济困医院院长王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看病贵的问题，在这个医院不存在。”

　　王杰称，平价首先来自用药通道的改变。作为二级甲等医院，国家允许在药品价格上进行20%左右的加成，药价越高用药量越多就加得越多，这是很多同级医院热衷于使用进口高价药物，造成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济困医院的药品，加成仅3%。在用药上，这里的宗旨是能用国产药不用进口药，能用低价药不用高价药。医生使用贵重药品，要经过上级大夫和科室主任的审批，因此，以抗生素为例，在一般医院已经难以寻见的青霉素等廉价抗生素，在这里正大行其道。

　　此外，济困医院还有一条规定：病人药品支出不能超过其全部医疗费用的50%。在2005年度，济困医院医疗收入640万元，药品收入716万元，两者维持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比例。

　　“在其他医院你能经常看到的药贩子(药品批发商)，这里绝对看不到。”王杰对记者说。济困医院对收受药品回扣、使用过度医疗的医师实行一票否决制，从2003年济困医院成立到现在，还没有医药勾结的事情发生。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号称“全国首家政府兴建的平价医院”北京上地医院。

　　1月15日上午，家住清河的吕保平带着妻子张改棉来到上个月19日刚刚开业的上地医院做妇科检查。他们的缴费单据上列了这么几项：挂号费0.5元、诊疗费3元、阴道检查5元、阴道分泌物常规检查5元、尿检8元等，最后的花费一共是23元6角。

　　吕保平的缴费单据上所列各项开支与物价局制定的统一价格全部一致，并没有更低。对此，上地医院办公室主任杜剑锋解释说，平价医院的“平价”，主要体现在医生严格按照诊疗常规诊治病人、不做不必要的检查、不开大处方上，再有就是所有药品让利10%，只在成本上加价5%销售。

　　记者在上地医院的药房中看到一种小纸袋，可以将整瓶药拆分之后装在其中出售。例如一种叫做乙酰唑胺片的药物，用于治疗青光眼，整瓶原价9.26元，拆成十份之后每份9角2分。医生酌情开药，轻度患者如果只需一份药品即可治愈，就不再需要购买整瓶药品，这是上地医院的惠民创举之一。

　　杜剑锋介绍说，除此之外，上地医院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从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开始，除非达不到效果，否则不准使用昂贵的头孢等药品。杜剑锋表示，目前医护人员的工资和医疗收入完全脱钩，员工考核标准中只涉及工作量，不考量经济收入，这将根除“大处方”、滥开药现象。

　　然而，当建院之初的理想主义情绪逐渐远去，面对医药代表高回扣的诱惑，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即使医生收入和医药不挂钩，又有几人能抗拒这额外的回扣呢？

　　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于小千认为，这属于医院内部管理的问题，只要建立了质量控制标准就可以解决。海淀区公共服务委员会对海淀区的医院承担管理职能。其常务副主任于小千透露说，目前公共委正在和药监局协调，希望能由药监局出面组织货源，直接从第一道批发商手中拿药，跳过层层加价的各道批发商。

　　然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李木盾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医疗走到今天，其弊病并不完全能靠管理来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市场长期追求更赚钱的新特药，导致很多不赚钱的低价药已经停产，你不想用高价药，哪买低价药去？如果不从整体上进行医疗改革，单凭一家医院的个体努力，恐怕难有作为。”李木盾说。

　　“扫边儿”的医院？

　　李木盾教授还有另一种担心。他说：“现在建一个医院，要好多年积累，需要有好医生。而现在好的医疗资源，都让公立大医院占了，平价医院怎么可能赶上协和或同仁这样的著名医院？不赶上，你只能是扫边儿的。”

　　新疆第一济困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告诉记者，与同级其他医院的医生收入相比，济困医院的收入并不具备竞争力。一个初级职称的医生，在济困医院比其他医院至少每月少收入150元左右，而骨干医生的收入存在更大的差距。到2004年，医院已经流失了业务骨干20多人。现在医院里的很多医生都是后来从地方医院或基层医院选拔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