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疫苗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和民众迅速介入，对药品企业的愤恨，对防疫保健所的愤怒，对监管机构的责备，对涉事校方的同情，使得疫苗事件的当事方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事情过去半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在回忆此事时还是连连叹息，他说整个事情都是乱哄哄的，所有人都无所适从。

    “新闻界说的太多，而专家说的太少。”姜庆五如此形容这一事件，他说，医学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对这一领域的报道需要的更多是事实和专业知识，而不是激愤。

    事实是，在这一事件中，新闻界说的多，专家说的也并不少。在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普康公司董事长毛江森就明确表态，疫苗绝不会有问题，这些疫苗已经生产了14年，1.3亿人群曾接种，他说希望事情的结论能够在一系列科学的鉴定基础上再提出。但疫苗还是被迅速定性为“问题疫苗”、“夺命疫苗”，对于毛江森的话，所有人都是不置可否，认为这是作为生产厂家的一种托词，而忽视了毛江森的另一重身份，他在国内率先致力于甲型肝炎疫苗的研制，甲肝得以控制，他功不可没。

    在卫生部确定安徽疫苗事件是群体性癔症之前，安徽省卫生厅也曾多次强调此次事件原因可能是借种甲肝疫苗后引起的部分患儿过敏反应和群体性心因反应，死亡患儿的死因可能和重症感染合并接种疫苗后的免疫反应有关。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同。

    在事情发生之后，一种普遍的恐慌情绪浮现出来，诸如“疫苗还安不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姜庆五说，事情发展到后期，整个社会的心态已经越出正常范围了。

    因公共组织和个人疫苗安全问题而引发的抵触疫苗接种的局面层出不穷，由于一个特定疫苗和其不良反应之间通常不会单独存在联系或缺乏科学论证，信息的缺乏往往会加大公众对未知问题的担心。不久之前，由于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内弥漫着对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的恐惧，当地的接种计划被迫停顿。而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作伙伴不得不因此花费大量精力，去重新帮助人们恢复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

    “由于此次疫苗事件而去抵制疫苗，这是不理智的。”流行病专家俞顺章说。

     据资料显示，每20个麻疹病人中1例发生肺炎，而麻疹疫苗引起脑炎或严重过敏反应比例为1／100万，麻疹病人脑炎发生率为1／2000人，发达国家麻疹病死率为1／3000人，发展中国家在暴发时1／5病死率。腮腺炎病人脑炎发生率1／300人，而疫苗接种无风险；风疹病人发生先天风疹综合征的比率1／4,而接种无类似情况。俞顺章说，疫苗是控制流行病的重要手段，其利远大于弊。

    所谓的疫苗的弊端，一般是指疫苗相关性的不良事件上，分两种，第一种分类又分4种类型，即疫苗引起的不良反应，疫苗触发的不良性反应，程序性过失以及巧合性过失；第二种分类又分2种类型，即常见类型和罕见、严重类型。据大连友谊医学呼吸科主任张忠鲁在《疫苗为何会出现不良反应？》一文介绍说，疫苗接种者是难于和无法防止大部分的“常见的轻微的”和“罕见的严重”不良反应，但接种者可以预防程序性过失导致疫苗接种事件发生，而此次安徽疫苗事件更大程度上是程序性错误导致的聚集性事件，这些事件本不应该发生，也不能因此而减少对疫苗的信心。

    “即使是疫苗安全有效，现有的社会机制也会妨碍疫苗作用的发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燕宁说。

     高燕宁长期关注中国的艾滋病人群，他所指的疫苗也是尚未研制成功的艾滋病疫苗，据他介绍，至少5~10年之后，疫苗才可能成功面市，疫苗在研制成功之后，还必须通过三期的临床实验，但全球已经结束的三期的临床实验都以失败告终，而国内自行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已经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但一期临床是探索药物的安全性，即使成功也并不意味着人群有效。

    曾有一个著名的议题，艾滋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高燕宁的答案无疑是，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医学问题。高燕宁说，即使是疫苗有效，还要跨越价格问题，同时，现有的社会机制也会妨碍疫苗真正发挥作用，一般是在社会机制发生问题的地方，才会产生艾滋病，艾滋病不可能通过疫苗来真正得以解决。同样，安徽的这场“吓出来的病”，首先这是一个社会事件，其次，才是一个医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