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年的教学已经初步能够胜任在村子里的基本医疗服务。在这三个县,按每人两千元标准，爱德共投入20万元；为每个县培育了100名村医；按每村两个人计算，至少能满足和解决60或70个村子的百姓需求。

　　顾副秘书长说，民间组织因为是为弱势人群服务的，所以总是能从另一个视角、从基层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发现当我们与有关方面的视角完全一样时,我们的项目就发展；当我们有差别时,做起来就很困难。我们认为现在村医项目还很有需求,但有关方面认为已经达标,不需要了,就开始追求高学历了。现在我们亟需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开展村医的项目。

　　三级医疗网底已破该不该怀念赤脚医生时代？

　　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省政协秘书长、农业专家吴容说：悠悠万事，惟农为大。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农民牺牲3000万；改革开放后，中国失地农民达3000万。

　　顾先生介绍，8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呼吁：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的目标。这个指标有十余项，其中最重要两个指标：一是每个人在居住地一定范围内必须有一个医疗卫生的机构；二是必须要有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投入。

　　李恩临告诉记者，“文革”前，在农村村一级实施“赤脚医生”制：一些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由老医生带3至6个月，学习针灸和医疗常识；她本人在农村插队时就是一名赤脚医生。

　　毛主席关于“送医送药到农村”的“6·26”指示发表后，更是有一些城里医生到乡一级医院去行医，使很多手术都可以在乡一级进行，城里医院的医生甚至把家都安在了农村，有的大学毕业生也都呆在了那里。那时农村医疗水平较高。

　　那时开展合作医疗：农民每人每年交两元钱到大队，一根针，一把草，无挂号，看病不给钱，药品免费，对农民很是管用。这一做法曾经引来印度、菲律宾等国学习，他们也试用这种制度，培训乡村医生。

　　从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后，我国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赤脚医生保健系统的基础基本没有了。应该说，农村改革后，集体医疗制度没有了，合作医疗制度渐渐解体了，随之而来的个体行医，靠卖药赚钱，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再加之以前“6·26”时派来的医务人员返城，新的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到不了乡卫生所，使其水平降低。以前能做的手术现在都不能开展，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的网底已破。

　　目前，只有县城医院运转得还行，因为有目标拨款，乡一级是差额拨款：无钱买设备，无钱派人培训；一些乡级医疗水平保持在和村级差不多，既无设备，也无医生培训，每天没一两个人看病，连医生的差额工资都赚不回来，只得倒闭关门。

　　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省政协秘书长、农业专家吴容说：悠悠万事，惟农为大。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农民牺牲3000万；改革开放后，中国失地农民达3000万。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承诺愿意出一部分钱做医疗改革试点：农民出点（10元），政府（各级）出点（10元），中央出点（10元）；最新政策是2006年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在原有每人每年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而此前，政府是只给预防保健的钱，真正解决农民看病问题的钱一直没有；其实在贫困地方，农民每年每人10元钱，对一个家庭，是很大的一笔投入；另外，他们还对有关方面能否兑现承诺有疑虑，因为报销比例、制度保障等都还没有细化。他们担心，不管怎样，原来10元钱是在我手上的，一旦缴出去了就不是我的了；到底用什么来保障？李恩临说，如果农民缴了10元钱，还不能从几级机构得到相对应的配套补助，就不能很好地使体系运转起来；而农民是要看兑现的，如果我缴了钱，还不兑现，那我第二年就不缴了。

    在20多年后的今天，没有理由让广大农村人口继续满足于“赤脚医生”水平的服务。但如果改革的结果，在医疗卫生投入总量剧增、高端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有一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口反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基本医疗保障，那么这种改革无论如何都需要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