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集中招标“黑幕”重重
 
    药品集中招标实施了5年多，虽然起到一些作用，挤掉“虚高”药价的一部分水分，但效果有限，老百姓并没有从中感受到多少实惠。相反，由于种种原因，药品集中招标在现实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一些地方在操作中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
 
    现行的招标手续十分繁琐、工作量巨大，企业不得不成立专门机构、抽调专门人员应付。在具体的药品招标中，一个产品的招标费用各地不一样，一般为二三百元，十个产品就是两三千元。但是，你不可能只交这点钱，还要请关系吃吃饭，做做工作，“联络”一下感情，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自家公司的产品能够中标。这样下来，搞一次招标，至少都要花个几万元。而且这种招标，在各地都是机械的重复，不仅使企业疲于应付、苦不堪言，而且也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更让企业头痛的是，一些地方以招标名义，巧立名目乱收费。按有关规定，投标企业只需花一两百元买份标书即可，但是全国各地各行其是，规定经常成为一纸空文。比如，要求投标企业预交数万元的保证金，中标企业要交纳风险金，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杂费，如管理费、入围费、专家评审费、药品质量检验费、会务费、场租费等，虽经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治理和整顿，但在一些地方收效并不明显。毋庸置疑，以上费用最终都会通过“虚高”的药价而转嫁给患者。
 
    实行药品集中招标后，药企需要“公关”和“打点”的环节更多了。以前，药企“公关”的对象只是医院院长、科室主任、药剂科长、临床医生等；实行集中招标后，由于大量管理机构的介入，导致环节陡增、人员庞杂，招标办、卫生部门、评标委员会成员等全被列入“公关”对象。这些“公关”费用都成了药品的不良成本，当然，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变相由患者“埋单”。
   
    低价药品“中标就死”
 
    药品中标后，并非万事大吉了，中标只是第一道“关口”，仅仅是取得了进入医院的“通行证”。至于医院能够采购多少、价格如何，这其中又大有文章了。医疗机构对医药企业是买方，对患者是卖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更强化了医疗机构作为买方的垄断地位。购进和选用哪种药品，直接决定了这些医疗机构的效益和医务人员的收入。
 
    有的省、市的招标机构对一个品种选几家企业同时中标，企业要想多卖药，就必须去“公关”，医院仍然像招标实施前一样索要折扣、赞助费等。实际上，招标药也有“暗折”，即除了招标时的竞相压价，一些医院还要求中标单位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再行降价，否则停止进货。哪家企业给的折扣、赞助费多，就进哪家的货，导致“阳光工程”暗箱操作，这也是一些地方招标中出现“中标价高于零售价”的原因。更有甚者，有的医院以四折、五折的中标低价拿到药后，却不严格按照15%或20%的加价率销售，而是以高价销售，招标产生的价差由医院吃掉了，药品降价其实是“空降”，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另外，医院销售的药品中，招标采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招标药品价格较低，利润空间小，医院往往以少开甚至不开的方式予以排斥，这也是一些低价药品“中标就死”怪现象存在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非招标药，而且是“不选对的，只选贵的”。这些非招标药品，仍然延用了以前的促销手段，出现价格越高、折扣越大、药品越好销的“逆调节”现象。
 
    由于在招标及“公关”过程中的费用很大，药企实际上被挤压得很厉害。为了迎合医疗机构的“喜好”，预留回扣空间，减少招标带来的影响，药企往往热衷于打“合资牌”、“新药牌”，把便宜的国产药换个药品、改个包装，就成了合资药和“新药”，价格也随之翻番，导致价格失真。实际上，其中大多数是“伪新药”，这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药价“虚高”根本原因：医药不分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无疑是值得信赖的，国外和国内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问题并非出在制度本身，其根本原因是现行体制问题：医药不分，以药养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一些地方在招标操作中不但没有避免，反而强化了原先的种种弊端，
 
    以前，医疗机构是国有的，后来被推入市场，国家投入很少。与此同时，医疗技术服务费过低是普遍、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医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卖药生存，不提高卖药收入很难运转，目前医院的药品收入一般都占到总收入的50%以上，也是造成“以药养医”的根本原因。
 
    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由于大部分是处方药，作为一般患者讲，不会去买，必须是经医生开处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药品的真正使用者不是患者，而是医生。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院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这促使医院低价进、高价出。
 
    招标的目的之一是削减医疗机构的不合理利润。但是，目前多数招标由医院主导，即使委托中介机构组织，投标规则也由医疗机构制定，这当中显然隐藏着悖论。左手砍右手，狠得下心吗？关键一点就是：药品招标并未触及以药养医的基本格局。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切断医院与药品买卖的这种利益联系，其他任何治理政策都难以落实和实现。
 
    这里还涉及一个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问题。在我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里，医生诊断出病，不需付诊费；医生给我开多少钱，就付多少药钱。与此同时，国家又没有建立起对医院的相应补偿机制，这导致两个非正常的现象，一是医院通过各种检查获利，于是就有了很多无谓的“检查”，一个小感冒，让你做CT等；二是医院能从药品、药价上打主意，把问题转嫁到患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