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看不起病的人太多了。

　　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在医疗覆盖情况一项，中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在倒数第四。

　　然而却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医改，现在看来，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这样的话，听起来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儿戏”的色彩。

　　看不起病的崔德洁们

　　12月10日，重庆沙坪坝区某大医院。

　　在那幢现代化大楼的底层，出入院登记处，我们看到了陈婉真，她来为她的公公宫剑南办理出院手续。在走之前，要再掏钱买些回家吃的药。

　　她解开她的红色的棉衣，从里面摸出用塑料布包着的一摞人民币，解开，数了一遍。有3500元左右。然后她面无表情的等待橱窗里的问话。

　　“要报销吗？”从里面甩出一句来。

　　“我是自费的，报销个鬼哦。”陈婉真嘟囔着说道。

　　交完了钱，陈在扭头的那一刹那，她对排在后面的我说了一句：这下子，家里的钱全部都洗白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17天，总共花费了17900多块，平均一天1500多块。”陈婉真说。

　　因为今天晚上就要走，陈婉真又提着药来到出入院登记处，她想把17天来明细清单打出来。

　　那张长达一米的清单的最下端，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数字：17239.22元。这是宫剑南从11月24日到12月10日住院的花费。

　　总花费的构成是：西药费11181.15元；化验费1126.5元；治疗费3034.26元；材料费399.81元；检查费498.5元；床位费788元；诊疗费107元，其他费104元；医院预收了14000元。

　　“不交预收费的话，医院就不会给你药了嘛”，当我问她为什么要预交这么多的费用时，陈婉真这样说。

　　陈婉真是四川泸州边上一个农村的村民，39岁，农业户口。和她患病的公公一样，没有医疗保险。

　　“农村人讲啥子医疗保险嘛。”她说。

　　她的公公宫剑南，今年61岁，2002年在这家医院做了换肾手术。陈婉真说，那是笔巨额的费用，包括这次来的1万多块钱，多数都是借的，家里已经被公公的这个病耗干了。

　　陈婉真是最近这两天才来陪护她的公公的，她替换走了她的另外一位亲戚，主要还是来的人多了，没有地方住。住在这里的空调病房，一个晚上的花费是40块，陪护的人如果是睡在床上，是10块钱。假如是在靠墙的一溜椅子上坐一夜，那么要收4块钱，而空调费，在一个三人病房内，每个人的付出是6块钱。

　　同病室的今年刚上初三的王志杰(化名)小朋友坐在床上替他的爸爸鸣不平：“我爸爸昨天晚上睡在外面的大厅里，那个姓崔的护士还向他收了10块钱，今天早上还是我去找他们说的。”

　　这一家人来自垫江，王志杰的父母月收入都是500块，他们是城镇户口，但是同样没有医疗保险，看病也是自费。王志杰患的是肾小球感染，这是一种慢性的轻微的肾病，他们在这里住了6天了，花费了五六千块钱。孩子的妈妈没有来，是因为从垫江到重庆，来回的路费要80多块钱。

　　从这家医院那幢高耸入云的大楼里走出来，回头可以看到这样的横幅挂着：建立节约型医院，推进全面可持续性发展。

　　王志杰很快就要出院了，现在他的脸还有些浮肿。但是下学期，不出意外的话，他可以回到学校的课堂读书了。

　　但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崔德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2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报道。

　　“崔广顺的妻子杨德银从离北京500来公里的内蒙古草原的一个小牧场乘长途汽车来到北京，照料他们唯一的儿子。为了节省住宿费，几个星期以来，她就在医院一处候诊室的塑料椅上过夜。

　　崔广顺回忆起得知孩子得了癌症的那一刻，他站在街上失声痛哭。
 
　　他本以为孩子要被判死刑了。但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直言不讳：“只要有钱，孩子就能救过来。”他回忆着大夫的话，“如果没钱就只能等死了。”

　　村长拒绝了他贷款的请求。说他的抵押物——房子根本一钱不值。当地政府也没帮上什么忙。“每天都有人死，”崔广顺说，他们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11月底的一天，崔广顺最终放弃了──他付不起孩子的所有医疗费。第二天，他长途跋涉回到北京的医院，和妻子一起站在医生面前，听她指责他们拖欠账单。“现在我们花光了钱，也失去了孩子。”崔广顺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孩子妈妈默默无语，但眼里充满泪水。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崔广顺和杨德银已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即使他们儿子的白血病在医学上很有希望治好，他们也可能永远找不到足够的钱给他治疗。医院估计德洁的病要完成第一阶段六个半月的疗程大约需要18500美元(人民币15万元)，这笔钱对这个年收入不到350美元(约合人民币2800元)的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和中国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一样，崔广顺没有医疗保险。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崔广顺靠在他家的红砖房门口说：“生了病什么也没了。”他随即叹了口气。他已经把今年种的土豆全部收下来卖掉了。玉米也全部收了，已经卖掉了大部分，只留下一些够全家过冬蒸馍吃的。他说：“我只能把德洁接回家了。”

　　仅仅谴责医院是不正确的

　　如果你去质问医院：为什么不交钱就不能先给药，先看病先动手术？为什么坐坐你的椅子也要加收4块钱？医院的领导们多半会耸耸肩，然后将两手摊开。

　　能怪他们狠心吗？

　　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的事件中，似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一方面是这样的谴责：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花费近140万元，更让人惊奇的是，医药单上居然有患者严重过敏的药物，在患者去世后的两天，医院竟还开出了两张化验单。

　　另一方面是这家医院的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于铃范主任的申辩：这个患者我们付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努力，我们不但没有多收他还漏收了130多万元。

　　是于铃范在撒谎吗？

　　比如崔德洁小朋友的悲剧，正像《华尔街日报》中点明的那样：这是中国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医疗体制带来的严酷现实，如果不先交押金，医院就不给病人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