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洁的主治医生谢静认为医院严格坚持现收现付的做法是必要的。她说，如果拖欠的账单太多，医院就要承担经济损失。而医生如果不去尽量敦促病人补齐费用，他们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她说：现在，医生不仅要给病人看病，还要催他们交钱。

　　根据医院的规定，如果病人拖欠的费用达到250美元(合人民币2000元)，医生就必须向病人发催缴单，并负责催病人筹到现金。

　　她说，人们因此对医院和医生很不满。但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她说，最大的问题是医疗保险系统很不完善。

　　这家医院的医生并没有撒谎，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地区的医院都面临着这样尴尬和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遵从希波拉底誓言；一方面要面对着医疗服务市场的全面失灵所带来的恶果。这个恶果的承担者，往往是崔德洁父母这样的失去或者根本没有医疗保障的人。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医疗保障即使是对美国等世界最发达国家也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如果生了病就有可能花掉全部积蓄。但不管怎样，需要紧急救治的人通常还是能得到救治，政府对享受税收减免的医院有这方面的规定。

　　今天，中国有许多大医院添置了很多最新医疗设备以吸引付费的病人。但在医疗成本迅速上升的同时，医院的收费也在急剧膨胀。据中国政府机构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的调查显示，医生通常会给病人多开药，或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检查项目。

　　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医药费占中国医疗开支总额的50%以上，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在15%-45%之间。研究报告说，医疗开支中有12%-37%的开支是由不必要的药品处方浪费掉了。

　　这些年来，中国的大病救治费用迅速膨胀，已经成了一项沉重的社会负担。崔广顺说，他们村在1996年才通电，大约30多户家庭中一半都背着自身难以承担的贷款，而那些没有贷款的人根本就没有余钱可用。

　　这家美国的媒体甚至指出：中国人的储蓄率之所以高达40%，存钱防病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什么是医改的当务之急？

　　医疗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覆盖到所有人。实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免疫接种。在城市，在政府机关和国营单位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这些单位往往还都有自己的诊所甚至医院。

　　但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公社”已不复存在，成千上万的国营企业也纷纷关闭或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从80年代初开始，政府要求医院开始自负盈亏。 对于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先是被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的葛延风副部长公开承认：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后来又有卫生部高官高强纠正说：从来没有人讲过医改是失败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中国的医改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基本失败和总体成功我们可以看作是官员们口中的“文字游戏”，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我们现在需要在乎的是：医改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兼顾效率和公平？是继续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还是回到起点？还是有可以持续发展的中间道路可以遵循？

　　其实，关于“医院应不应该市场化”这个话题，医疗界和经济学界内一直争论激烈。在20年前，卫生部高层提出的“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国医改却被公认“陷入怪圈”——市场化没有带来医疗事业发展，却导致了病人看病难和医院暴利。

　　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认为：总体讲医改是不成功的，其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这样一条在其他国家被证明为错误的道路我们不能再走。

　　据《经济观察报》近期的文章中称：卫生部制定的《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也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这样的修改思路：由市场化向公益性侧重。

　　据报道，这份一直在小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意见》在其开篇就为“卫生事业”定性：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而在之前的“3月28日稿”中则没有对卫生事业性质的明确表述。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表述的变化，也凸现了7月版本较之3月版本更加确定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几个月间，《医改意见》由“市场化”愈来愈向“公益化”倾斜的转变，耐人寻味。也反映出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上的慎重和彷徨。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即使像是7月版本中的《医改意见》，将来一旦实施，就真的能够撼动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吗？如果可以，怎么撼动？单纯依靠卫生部门的努力就真的能够在国家层面上推进医改吗？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保证医改的公益性？如果我们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医疗体制改革，不能使得金融、财政、税收和卫生部门产生联动，那么怎么保证这样的一份意见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屠龙之技”？正像负责制定这一意见草案的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从社会权力的角度讲，医疗机构掌握着专业权力，公民缺少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要想对这种强大的专业权力形成制衡，公民权力、国家权力、社区权力需要联合起来对抗专业权力。

　　在经济学界，经济学家郎咸平是在医改领域的“凯恩斯派”，他看不懂国内很多人去医院看病都有的经历，医生会问你“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钱多少选择药物。或者问你报销不报销，报销的结果很可能是一张“大单子”。公众对这个现象习以为常。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政府能够负担这笔钱。应该在没有交保证金的情况下，病人也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人性关怀。

　　郎咸平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在现实中，在“医疗体制要改革”的一片呼声中，我们却看到了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