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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东西是游戏，最坏的东西也是游戏，最应该鼓励的是游戏，最应该小心的也是游戏。”
——严锋
文汇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将严锋描述成一个“超级大玩童”。当她听说严锋将视若珍宝的天文望远镜卖掉的时候，连称“不可思议”。天文望远镜被忍痛卖掉了，而那套古老的《银河飞将》，严锋却依然小心地收藏着。
◆ 严锋小档案
严锋， 1964 年生。 1982 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1986 年起随著名学者贾植芳教授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1991 年起随贾植芳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专业研究方向为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 1994 年留校任教。 1997 年赴挪威奥斯陆大学随汉学家何莫邪教授学习工作。 1998 年至 2000 年任日本东京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现代话语》、《生活在网络中》（与人合著）、《雕虫缀网录》，译有《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集》、《三人同舟》等。曾撰写《好玩》、《好玩 II 》、《男人的游戏》、《游戏的文学和文学的游戏》等游戏话题的文章。
◆ 严锋玩游戏
“辛丰年”的名字在众多音乐爱好者中间可谓如雷贯耳，从《乐迷闲话》到《辛丰年音乐笔记》，从《读书》上的“门外乐谈”专栏，到《爱乐》上的音乐专栏，这位老一辈著名乐评家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爱乐者收集的对象。他就是严锋的父亲。
严锋认为自己后来的爱游戏，与父亲不无关系，他说：“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他就是一个大玩家，从小就带着我们玩，只是玩的东西不一样而已。所以我玩游戏，他也是支持的。”
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严锋提到最多的是两点：一是父亲对音乐的热爱，二是父亲带着自己在田野上散步的情形。辛丰年在被打成反革命发配至砖瓦厂干苦力期间，每天晚上仍会拿出小提琴拉上几段，或是拿出歌本唱上几段，引得窗户上映出大人和小孩的一张张好奇的脸。平反后，他偷偷守在“海燕”收音机前收听南朝鲜电台的古典音乐，还买了两台 501 型盘式录音机，将那些电波音乐录制下来；之后又先后购入夏普四喇叭收录机、脚踏风琴、钢琴，令家道“无可置疑地中落”。
尽管辛丰年自己爱乐如命，但他并未在这方面对儿子有任何苛求，他希望儿子能够自由成长。下放期间，每天吃完晚饭，“辛丰年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辛丰年是一位音乐“大玩家”，辛丰年以自然的心态教育儿子，正是这两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严锋，令十多年后的严锋成为一名超级游戏玩家。用严锋的话说：“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回到辛丰年'。”
一、打通童年的记忆
我喜欢玩游戏与小时候的经历大有渊源，小时候对你触动很大的事情，往往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偏好。我后来玩的那些东西，比如天文望远镜、电子音乐、电脑游戏，说到底是童年情结的一种延伸。童年没有完成的梦想，长大后再去实现一次，再去活一次。
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在砖瓦厂做力气活，那时家里很穷，但父亲对于书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每隔一、两个星期，父亲就会带我到区政府所在的镇上去买书。在我眼里，大部分书都没什么意思，只有一些科普的书能留住我的脚步。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在书摊上翻到一本名叫《少年航空模型制作》的书时的情形。我们那时候的玩具就是弹珠、弹弓、香烟壳子，突然看到飞机模型，有一种震撼。
把这本书买回家后我一遍遍地仔细翻看，然后告诉父亲我要做飞机模型。于是父亲挽起袖子帮我一起做。那时家里睡的床就是两把椅子中间架一块木板，木板是一根根木条拼接起来的，父亲把最外面那根抽下来给我，作为原材料。砖瓦厂有机修车间，我去那儿捡地上的刀片、锯条，父亲讨来胶水和砂皮，作为工具。做飞机翅膀的时候，我把竹篾放在煤油灯上烘烤，加热后弯出一定的弧度，看着这道美妙的弧线，心里真是快乐得很。
小时候我还痴迷于矿石机。现在的很多音响发烧友可能也和我一样玩过矿石机，从中药店买来矿石，敲敲碎，弄根针，一头接个天线，也不要电源和功放，就能听到空中的电波。那时的心情就像中世纪的人见到飞机、坦克一样。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物质和精神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在一间茅草顶、泥土墙的小屋里埋头做飞机模型或矿石机。用的材料都很粗糙，就像我们的生活那样粗糙，但孩子心里却有一种超脱现实的快乐。无论飞机模型、矿石机，还是游戏，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能够引领玩的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超越当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是一种飞翔的感觉，一种对自由的渴望。
人有的时候需要这种可以寄托自己的梦想、可以让自己超越现实的东西，让他能够迸发出一种生而为人的尊严。游戏也是这个道理。后来我痴迷于游戏，特别是《银河飞将》那样的模拟游戏，不仅仅是受到声光效果的震撼。人一生的梦会有一种螺旋上升的延续性，面对游戏，童年的记忆一下子被打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