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提起中国电影，肯定都会说到“第五代”的电影，因为像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这些作品已经让中国观众耳熟能详。日前，第五代的代表人物陈凯歌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专访，讲述了自己的电影理想。以下为转摘内容：

记者：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陈：不客气。

记者：我们的编导在联系的时候说你非常忙。

陈：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无极》这个片子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我刚刚从悉尼回来。因为影片要完成了，如同自己的孩子要出生，你要围着助产室转，生怕出点什么意外之类的。

记者：事先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故事？

陈：倒不是不愿意透露，是一言两语很难把这个故事的面目、轮廓讲清楚。

记者：你是希望观众去看一个故事还是再看陈凯歌的理念？

陈：首先吸引观众的，《无级》这个电影来说是它的故事，是它的人物，是它的情节，其次才是陈凯歌的理念。我自己感觉好的作品，或者说是一个超越的作品它是可以兼顾两方面的，我自己本人非常相信《无级》是这样一部电影。

记者：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许？

陈：这个期许就是获得很久很久没有获得过的幸福感。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都生活得很辛苦，能不能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头你能放下一切，坐在我们所称之为黑暗的电影院里头去享受两个小时的幸福，这就是《无级》能提供给大家的。我不喜欢那些俗套，“不流泪”、“找我来退票”诸如此类的言论，我还俗不到那份上。但是我自己相信能够让你的精神得到满足，你的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宣泄，其实看电影的过程未必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释放的过程。跟着这些人物，跟着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跟着这个情节一块走，最后的结果大家好象洗了澡一样。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有一个心情舒畅的感觉，身心舒畅的感觉，这个就是我对《无极》的期许。

陈凯歌1952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电影世家里，他的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母亲是高级编剧。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遭到红卫兵多次批斗，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上完初中一年级的陈凯歌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于1969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当了知青。

记者： 医行要问出处，面对陈导大家可能很希望知道您的背景到底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陈：你要问我的背景跟常人没有两样，好象你父亲就是导演，所以你深得家传而已。其实我父亲没有教我什么电影的事，与其说他们教了我电影上的事，不如说他们教我怎么做人而已。我只是那个嚼草嚼得比较细的牛而已。说不好听点，我的少年也可以说是当牛作马。16岁到云南的森林里面去砍树，诺大的一片林子大家说这砍得完吗？可是居然我们把它砍完了。砍完之后我们有两种感受，第一种感受是非常非常地骄傲，看着长满老茧的16岁的双手，心里面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骄傲感，感觉自己人长大了，这是第一种感受。第二种感受痛苦万分。为什么痛苦？我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些树砍了？

记者：在你心里，电影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

陈：电影的种子是不知不觉地种下的，电影的种子可能就是在我满头大汗，满手是血，刀把都握着，皮都揭不开的瞬间，砍着几人合抱的大树的时候种下的，也可能就是从山上走下来扛着竹子，那真是叫龇牙咧嘴，电影的种子可能是那个时候种下了。从云南回到北京，我见到我妈妈，我妈拿起我的手眼泪就下来了，我还说我给你表演个绝技，什么绝技呢？我就真能够拿起一个小炭火来把这烟点着我都不觉得疼，电影的种子可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在云南偏僻的山村，陈凯歌当了3年的知青，由于他会打篮球，一个偶然的机会，几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参军入伍。直到1976年，像那个时代众多的返城知青一样陈凯歌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他当了工人。1978年，当了两年工人的陈凯歌参加了文革结束之后北京电影学的第一届招生考试。

陈：生活的真实远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丽，生活的真实就是我第一轮就被淘汰。因为要扩大招生人数，我才在第二轮参加了复试，复试的结果是老师觉得比较满意，这人还可以上电影学院。

记者： 电影学院这四年对你来说是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

陈：电影学院太好了，是第一句话。“尊师如尊父”这是咱们中国的老传统，是他们告诉我们电影对你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每星期我们那时候院在朱辛庄，到城里面电影资料馆看两次电影，一次可能是两部，都是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前苏联的经典影片，而后做很多自由的讨论。我父亲就教我做电影，买个小本，拿一支笔，一边看一边记，尤其是记细节，电影是细节的艺术。他不会坐下来语重心长，生活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过去的电影假呢？动不动就语重心长，没有语重心长，他就是随意告诉你这么一件事，让你受益匪浅。

记者：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的学生可能看的电影更多，机会可能更多，为什么七、八班可以出陈凯歌，可以出张艺谋，可以出田壮壮，你们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陈：我觉得这不能够轻视年轻人，我一直对此心存戒律，因为我们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们也被人指为不行的。所以这一点我自己觉得一定要体谅年轻人，体谅他们的难处，体谅他们的苦衷，体谅他们，尊重他们对电影的热情。他们只是时候未到而已，我并不认为中国电影如果仅仅只有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或其他几位导演，那不行的，成不了气侯，独木难支。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陈凯歌被分配到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毕业后的第二年，当时远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军钊，张艺谋等人拍摄了《一个和八个》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陈凯歌也在广西电影制片厂获得了导演《黄土地》的机会。

陈：我们蛮幸运的，总体上来说是蛮幸运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经过文革之后，明显地出现了在导演方面人才比较缺乏的情况，我不过是当了一部戏的副导演，我就开始自己拍电影了，我拍电影的时候30出头。过去的导演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说是青年导演，还一部戏都没拍，这种情况多得很。

记者：这个机会，拍《黄土地》这个机会为什么会落在你的身上？

陈：一个是我的幸运，同学们都很支持，另外就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魏必达厂长，这个老厂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拿了两个本子给我，说这两个本子中间你可以拍一个，我就看了陕西西安电影制片厂张子良的所写的，当时不叫《黄土地》，叫《深谷回声》，他是从柯兰的一篇散文改变的，因为张子良本人是陕北人，所以他对当地的风俗、民情都很了解，我是没去过陕西，我是拿了剧本之后才第一次去陕西，那个时候才真正地受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