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事了，到今天，我们和美国的合拍片也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操作的。

合拍片中，我们的导演大部分都没有剪辑权，最终的剪辑权都在好莱坞剪辑者手里，要按照他们的口味来剪辑。每当说到这儿我是很伤感的，因为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现在电影不行了，拍电影的过程还是“很行”的。我说过现在电影不好看，但是只要和电影沾边的电视节目都好看，因为电影拍摄的过程出现的事儿太多了，有绯闻，有打架，有换角，有罢演，有涨薪，有换导演……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是剧组策划的，有些是剧组没有办法解决的。每一次大的电影拍摄，就像一个大八卦阵，在这里面会产生无数的新闻，让大家炒个够。这些大片都会不遗余力花巨资打造一个首映式，通常首映式的影响要比电影本身的影响大得多，拍电影的经历远比电影表现的情节复杂得多，这个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2005年是中国电影100周年，大家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中国电影致敬。我觉得，最好的致敬，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警醒，思考我们的电影、电视文化，要向哪个方向去。现在大家聚在一起谈文化，听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谈文化也不会谈这样的文化，谈文化可能会去谈挣钱的文化，会谈作秀的文化，像这样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许多人不愿意谈的，因为它很难带来直接见到的经济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们这个“文化讲坛”，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在这里出现。如果到时候有“农民”不愿来，我可以老做这个“农民”。（全场大笑，热烈鼓掌）

演讲者小传：崔永元，籍贯河北，1963年生于天津，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电影传奇》、《小崔说事》等栏目。自认为书法“香山”二字写得很好；爱好收集电影连环画，现在有400本左右。

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

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编者按

解放日报“文化论坛”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现象，至今已经举行了三届。崔永元参加的是2005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那一届“文化论坛”邀请了龙永图、吴建民和崔永元三位嘉宾，探讨的话题是“世界眼光与文化思维”。

在崔永元之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首先以《唇枪舌剑中的文化较量》为题，畅谈了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以他多年担任驻法大使的经验，向观众讲解《“中国风”背后的文化体验》。而崔永元演讲的题目是《中外影视的文化观察》。

演讲完之后，崔永元还现场客串了主持人并先做了如下即兴发言：

（接受邀请之后很高兴）看到和我同台演讲的是吴建民先生和龙永图先生，我心里就打鼓。然后，我看了第一届文化讲坛三位嘉宾的名单：余秋雨、曹景行和赵本山，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全场大笑）

每次组合都是“两个学者加一个农民”。学者可以把事情讲得精辟一点，农民可以讲得通俗一点，一旦大家听学者听得比较劳累了，农民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在今天这个现场，我，包括我的演讲也能像赵本山一样受欢迎。（全场鼓掌）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给龙永图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知道了三个英文字母W-T-O.（全场鼓掌）我再提议把热烈的掌声给吴建民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外国人知道了两个汉字“中-国”。（全场鼓掌）第三，我再提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我。（全场鼓掌）确实比给刚才两位的热烈，这就印证了我的观点，越没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声越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状。

现场答问

睡不好，就想想国家的前途

问：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崔永元先生您生病了。所以广大读者都非常关注您的健康问题，今天看到您觉得您气色很好。我想问问，您这个病到底是身体上的病，还是文化上的病？

答：你可以和读者说，我得的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的特征就是有时好，有时坏，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来作演讲这天还挺好的。（全场大笑）其实我的病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睡眠障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算是“传统文化”。姥姥得了，妈妈就得，妈妈得了，儿子就得，祖祖辈辈就睡不好觉。睡不好的时候我就在想事情，想国家的前途。（全场笑声）不知道我姥姥当年睡不着觉的时候在想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了。

请大家放心，我现在按时服药，抓紧锻炼身体，希望有一个好的面貌能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读者对我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