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建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建筑“洋风”之典型。而同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城市，由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得益于天时等原因，其“洋风”建筑亦有所兴建。

　　中国建筑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曾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自己。中国建筑汉魏六朝受佛教影响，唐朝受西域影响，元朝时又受欧洲影响。

　　元大德九年（1305年）建在北京的“第二教堂”，可能是西洋建筑在中国第一次出现。[1] 明嘉庆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使澳门成为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外国租借地后，使西洋建筑在这里大规模传入；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建成的澳门圣保罗教堂（Igreja Sao Paulo，俗称“大三巴”教堂）的残壁，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之西洋建筑遗迹。[2]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3] 清朝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1745-1759年），历时十五年建成的北京圆明园西洋楼，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大规模成群兴建的西洋样式的建筑。[4]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后，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从明末清初开始，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鸦片战争以后，则完全以侵略和被侵略的方式进行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进程，也以此为开端，被动地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激发与推动之下展开了。其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

　　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来看，一般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看做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洋风”（折中主义，Eclecticism）时期。在此历史时期，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为特征的潮流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中国国土幅员广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洋风”时期，中国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的一些城市，由于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外国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较早作为商埠开放，因此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城市出现的某些建筑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建筑“洋风”之典型。而同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内陆地区城市，则由于交通不便，仍处于与外部世界较为隔绝的状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表现为强；只有个别城市或因临近边界占据地利、或因铁路建设的发展而得益于天时等原因，其“洋风”建筑亦有所兴建。

　　从1987年11月到1991年10月，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下，中日两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者进行合作，共同对中国天津等16个城市（其中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城市11个）的近代建筑开展调查工作，历时4年，填制调查表2612份，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有关分册16本。同时自1985年10月以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办了五次有关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发表相关论文 179篇，出版论文集4本（收入论文92篇）。

　　本文试在前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选取上海、天津、广州、厦门、营口、青岛、南京、武汉以及哈尔滨、昆明共10个城市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有代表性的建筑为典型，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作一初步探讨。

　　一 沿海城市

　　沿海城市的发展同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有直接关系。中国海上之有轮船，以1835年英国怡和洋行“渣甸号”（Jardine）为始。到1860年以前，西方国家已有十家左右的商行和轮船公司的二、三十只轮船进入中国水域。[5]

　　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陆续开放沿海广州等14处为通商口岸，[6] 外国轮船自由通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商口岸逐渐成为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城市，并对整个中国产生了日益扩大的影响。“主要通过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象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在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达到了高潮。”[7]

　　在建筑方面亦是如此。

　　最具典型性的城市首推上海。　

　　1、上海：外滩和南京路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放为通商口岸。1845年11月29日《上海租地章程》的公布，成为西方建筑进入上海的序幕，“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成为英租界；随后，法、美租界相继划定。1847年上海有外侨108人，到1850年增加到143人。他们最初都居住在上海南市老城外、沿黄浦江一带的民房，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陆续搬进租界，并开始经营建设外滩（Bund of Shanghai,又称“黄浦滩”）。

　　外滩

　　外滩一般指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北起苏州河口、南至金陵东路一段长约1500米的沿江地带。上海市区数条东西干道均起始于此，外滩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的中心。近三十座并排而立的洋式建筑，加上东面的大道、绿化带，连同黄浦江，形成了外滩独有的风貌。

　　外滩建筑样式基本为“洋风”，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⑴ 初建期：十九世纪中、下叶。

　　建造的房屋先是木结构，后来很快发展成砖木结构，基本为外廊样式（Veranda Style）。[8] 1857年间，外滩由北往南大致有16处重要建筑：

　　旧英国领事馆、怡和洋行、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迪克逊医所、萧氏兄弟洋行、宝顺洋行、江海关、华记洋行、史密斯·甘纳地洋行、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亚森丹洋行、福格洋行、旧法国领事馆（租用旧房）。[9]

　　此后陆续建成的早期英国总会（1864年）、法国领事馆（1865年）、汇中饭店（1866年）、英国领事馆（1873年）和早期汇丰银行（1880年）仍保持外廊样式。现存的仅有1873年所建英国领事馆。

　　⑵发展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原有旧房基本拆除，新建筑多为三、四层的砖木结构，样式转以仿西方古典主义为主。汇中饭店新楼（1906年）具文艺复兴特征，东方汇理银行（1911年）、第二代英国总会（1911年）、亚细亚火油公司则仿古典主义样式。

　　⑶形成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外滩建筑格局基本形成，现代派的影响有所表现，但“洋风”建筑则达到顶峰。以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设计的第三代汇丰银行（1923年）、海关大楼（1925年）为标志；沙逊大厦（1928年）则可看作从“洋风”到现代派的过渡性建筑。

　　南京路

　　南京路是从外滩开始，由东往西延伸的一条上海市区交通动脉。其前身称作“花园弄”，是南京路的东段；后来随着跑马场的西迁而逐渐延伸到泥城浜（现西藏中路），1862年正式定名为南京路。

　　在初期，南京路两旁大多是二层中式木结构房屋；随着外滩的发展，外国人开始在南京路上沿街建房。此时的“洋风”样式的建筑比较简单，一般为二层砖木结构，临街做店面，后面做货房，楼上居住。福利公司（1848年）是较早出现在南京路上的三层砖木结构建筑。

　　由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 & Morriss）设计、1896年建成的工部局市政厅，是南京路上最早的“洋风”行政办公建筑。

　　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公司”中，建于1917年的先施公司（德和洋行设计，顾兰记营造厂承建）、建于1918年的永安公司（公和洋行设计，辛和记营造厂承建）基本上仿西方古典主义样式；进入二、三十年代，建于1926年的新新公司（鸿达建筑师设计，联合建筑公司承建）就处理得较为简化，至于建于1933年的永安公司新楼和建于1934年的大新公司则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