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人类本身从猿走出一样，艺术与科学从一开始也是一个出发点，只是当我们越走越远的时候，才把它们分开。这一分开，就是几千年。这期间，对立，统一；统一，对立，始终在矛盾中相处。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认清艺术与科学的内在关系，这就是共同借鉴、融合、促进、发展。 

文明需要分科，进步需要学科交叉

    我们来看一下知识系统自身的演化过程。大凡每一个从原始社会走过来的民族，在其文明发展的初期，都经历过一个卜筮文化的阶段。所谓卜筮文化，也可以说是巫术。在远古时期，巫术、宗教与政权是不分的；巫术与科学、艺术、哲学也是不分的。最大的巫觋就是最高的军事首领，拥有最高的权力，在领受了“天命”后就是天子，就是帝王。代表这个文化的最早的“职业知识分子”就是巫师和术士，他们并无艺术家与科学家之分，更无画家、音乐家和物理学家、数学家之分。《尚书》记载，商周时代，或者更早些时候，中央和诸侯国中，就设有专司观察和预测天文、地理及人事吉凶的官吏，他们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但又从事着科学家的工作。“明堂”就是在宫廷中观测天地变化的官；“羲和”是在四方观察自然变化的官；“史官”掌图书和记录；“宗师”、“太卜”则用各种方术进行预测。如果是在今天，当算在科学家的行列，细分又可以有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医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先民没有继续细化，所以不继续细化，是因为那时还不需要。后来继续发展，就需要了，于是就开始进行知识系统的细化。 

    古人对知识系统的分类，首先是六艺。当时的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而不是后来所指的六经。六艺的形成当在孔子之前，孔子对学问又有一套分法，所谓“诗书礼乐”、“文行忠信”；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南北朝时，国家教育有所谓四学：儒、玄、史、文。到了唐代，国家教育又增添了四科，即算学、律学、医学、书学。其中算学、医学，相当于今天的数学、医学，属自然科学类。律学，则是研究刑法、律令的，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法学。书学，则是古代六艺之一的恢复。宋代大体沿用了这个分科。其中“律学”明确为“六学”之一，在国家考试中属于“明法科”。 

    从隋代开始，中国有了科举制度，知识系统的细化就更加固定。隋朝开始设立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后来隋炀帝又增设进士科。到了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武则天时又增设武举。宋代划分科目则有进士、诸科、武举。而进士一科最为重要。宋神宗时又改诸科为经义和诗赋取士。明清时大体沿袭唐宋旧制，略有变通。如明代增加骑、射二科。而由于《四书》地位提高，考试科目中也增加了《四书》类等等。到了近代，我们讲科学，就更加提倡分科治学了。中国知识系统的分科，不仅有文史政法，还有医算。现代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等，在古代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分科，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这就是古代划分知识系统的基本历史，可见古人对知识系统的划分，是随社会发展和需要而变化的。这种划分有时与西方并不完全一致，譬如建筑学，我们就一直把他归入工科类。虽然我们常常谈建筑艺术，甚或一直以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独步世界而自豪，但强化的仍然是建筑技术大于建筑艺术。 

    但是，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一面是新知识层出不穷，一面是学科交叉越来越广泛。譬如一个环境科学就与多少学科交叉，你还能分得过来吗？于是，我们还是要随社会发展和需要而变化，重新整合知识系统。文明曾经使人类的知识系统细化，进步又要求人类将知识交叉融合。这就是知识历史，是几千年知识演化的文明史。 

科学向艺术招手，艺术向科学回眸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的艺术界发生了三次重大的事件。第一次是在1993年，著名科学家李政道与著名画家黄胄联手，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主持召开首届科学与艺术研讨会，并同时举办科学与艺术绘画展。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李政道博士提出了“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著名论述，在艺术与科学界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李政道与国内几位国画大师，李可染、黄胄、吴作人等合作，将一些深奥的科学理论通过艺术家之笔，用象征性的形象表达出来，创造了艺术与科学融合的范例。 

    第二次是在1999年11月，中国著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在艺术和理工科院校，以及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两校合并是在艺术与科学关系讨论正酣的时候，表明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明确态度。这种合并前途究竟如何，是貌合神离，各行其道；还是捆绑夫妻，各自掣肘；还是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只能由实践去检验，不必急于做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艺术与科学结合的艺术教育方向，必将对艺术与设计产生巨大影响。 

    第三次是在2001年5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请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和著名画家吴冠中教授主持，在北京举行了“科学与艺术作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将国际上有关科学与艺术的最新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引入中国，同时也将中国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和最新学术成果推向世界，为中国21世纪的高等教育走向复合型、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开辟一条探索之路。李政道重申“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吴冠中则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两位主持人都为会展提供了艺术作品，李政道的作品是《物之道》；吴冠中的作品是《生之欲》，两件雕塑从创意到材料应用，似乎都在说明着艺术与科学相互渗透这个主题。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发出了“创新是科学与艺术的生命力；真善美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追求”的呼声。 

    这三次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巧合和偶然，而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这种必然规律就是，艺术与科学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各自都开始寻找自己的本源。正如我们人类在探索未来的同时，也在回头穷究自己的本源。寻找本源就是一种回归，只不过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哲学家说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这种“螺旋式发展”就是一种回归，即每一次螺旋式的运动，都是在更高层次上做一次回归式的跃进。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描绘的社会发展进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螺旋式回归运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最终的社会形态，就是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原始社会，它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将是更高级的丰富多彩。艺术与科学，仍然是一种事物，它们也必然会遵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艺术与科学具有一般事物同一性的特征

    李政道博士说：“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李政道博士是世界上很有影响的物理学家，他虽然受教于美国，从业于西方，但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常常有独到之处。他与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都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髓——易学文化和老庄道家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着深入的研究。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物理学家，曾经从《易经》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李一杨假说”——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他们是在用中国圣贤的哲学思想，指导着自己的研究，在未知的科学领域里进行探索，并且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很容易地把发展着的事物和运动着的物体，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方面；所以，李政道博士才在“科学与艺术”的演讲中说：“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他们象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 

    艺术与科学，都是人类获取认识和创造世界的一种手段，它们所面对的都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所要发现和创造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可以是什么？所不同的是，艺术是用形象思维的语言来描绘这个世界，多的是情感；科学是用逻辑思维的语言来描绘这个世界，多的是理性。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一个，即这个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李政道博士所说的“不可分割性”，意义就在于此。艺术与科学都具有一般事物的属性，又具有各自的特殊属性的。它们共处一个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融合，对立统一是它们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事物的统一性作了解释，他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说，没有彼，就没有此，“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的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