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初季，我返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读书。秋霜未结，一种荒诞的语境中的忧愁，却带着比霜天更重的寒意袭击着我。八十年代近十年的读书热，就要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中结出一个不如意的歪茄子，心境一下子变得后现代了。

　　后现代包容了反讽、自我嘲讽、颠倒黑白、艺术的指鹿为马、堂皇展厅的大便器、真裸体艺术、美术馆枪击、街头妓女在电视上做秀、商业繁荣、混杂着大量广告的街道、俚语俗语大流行、建筑上噱头与装饰符号并举，等等。总而言之，倘若定义现代性提倡着个性、天才、独创、精英、真理、制度、纯洁统一、高雅之类概念的话，后现代似乎就是提倡与之相反的东西：平庸、混乱、市井，这些东西有何不好？

　　在中国的建筑界，在赶世界文化时髦方面，几乎总是潮落滩头时方露出几方礁岩，唯独在引介后现代时几乎独占潮头。八十年代初，建筑界就出现了译介后现代建筑艺术的文章，到八三年，以清华大学吴焕加教授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教授的同时刊登于《世界建筑》杂志的两篇长文，以及《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先生为后现代概念的流布所作的努力，显示出建筑理论界对于后现代的较成熟而完整的把握。八九年我就读于吴焕加先生门下，先生即嘱我翻译美国建筑师兼理论家罗伯特·范裘里（也作文丘里或凡丘里）的名著《向拉斯维加斯学习》。有意思的是，中国去美的访问学者很少有人去过或知道拉斯维加斯，但大大小小的行政长官们去美观光，大多去过拉斯维加斯，甚至小赌一把。我的翻译作为练习，持续了半年，到九0年春季即译出初稿。

　　在翻译过程中，感到了范裘里先生对于建筑的理解，与我自己的理解有极大的冲突。可以说，在中国学建筑的学生，所接受的建筑思想和技巧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中：（一）建筑的委托业务应该来自趣味高雅的国王、总统或地方长官；（二）建筑应该是属于不惜成本、造价高昂的纪念碑式建筑或大型公共建筑，比如国家歌剧院、音乐厅、展览馆、体育馆之类，绝对可以激发建筑师的创造力；（三）城市应该处于独裁统治者之下，街道整齐、主干道开阔，而且人们还应该笑逐颜开，欢欣鼓舞；（四）建筑师的地位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五）建筑师的理想是规划设计出一座象古希腊的雅典卫城、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路易十四的巴黎和伊丽莎白的伦敦那样的不朽城市，或者象巴黎圣母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埃及金字塔之类的不朽建筑。可是现实并不如建筑系学生的意，他们在社会上将遇不上国王或总统，或者即使遇上，发现对方的趣味极为低俗。建筑师们倒是遇到了不少具有王者气派的商人、科长、厅长和省长，这些伟大的业主们希望将古今中外的建筑遗产全数在自己的辖区内再现出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想把古今中外的所有美女集中在自己的花园里。于是乎，欧陆风格、皇家气派之类建筑和关于建筑项目的词汇粉墨登场。面对这样的业主、这样的嘱咐，建筑师们一方面感到啼笑皆非，一方面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现代的反讽和玩世不恭去应付，甚至还可以积极一点，通过迎合商人和长官们的低俗趣味而大赚其钱。

　　于是乎，我们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见到了大大小小的世界名建筑缩微景园，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迪斯尼式的梦幻。以至于北京某些年轻的文科教授大吹特吹的当代世界一体化的特征，除了中国的白领们关心莱温斯基裙子上的精液之外，还有埃菲尔铁塔和白宫的缩微品在中国城市中的四处耸立。后现代如此廉价地在中国蔓延。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包括暴力与血腥）持续地成为中国公民的关注对象，而中国自己的阴暗面却总是在正面的阳光掩饰之下，这种情状，是一点都不后现代的。我们是处在一种前现代的情境中，谈论着后现代的幻景。

　　中国的建筑界热热闹闹地后现代，后了二十年，世界建筑史上的珍品几乎无一遗漏地复制出来了，可是，仍然没有一件象样的本土建筑作品可以进入世界建筑史。罗伯特·范裘里先生的几件后现代作品，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世界建筑的名作，他们宣扬的后现代建筑思想终究不是无所用心的玩闹而已。

　　受到吴焕加先生的鼓励，我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译稿交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那是九一年初的事。出版社答应出书，那时尚可未经版权许可而盗印。我辛辛苦苦将图片和其他资料均准备好，可是出版社似乎看不到这本名著的销售前景，迟迟未能付印。到了九六年，我已博士毕业，台湾的田园城市文化出版公司很热心地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建筑：现代性、反现代性与形而上学》，一本大而空的概念理论书，除了其中个别章节据说成为当代中国建筑批评的较好篇章之外，似乎乏善可陈。田园公司老板接着对我翻译的范裘里的著作感兴趣。其时，我早已写信给范裘里先生获得他的许可，可以在中国出译本。田园公司又迅速与该书的原出版社获得中文繁体字本的正式许可，经过半年的编排校印，于97年底终于印出来了。

　　现在，我以一介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工作于一个县级小镇，面临的不是爱丽舍田园大道或者长安大街，我整天与龙华镇各村的密密匝匝五层碉楼打交道，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想在120平方米宅基地上满满当当建五层住宅的村民，不要再这样建了，没有消防间距、没有通风、采光和景观的房子不适合城市化住宅的要求，等等。村民们很是听不进劝告，我的地，我爱怎么建就怎么建。奈之如何？

　　面对固执的村民，我回来翻开范裘里先生的著作，丑陋而平庸的建筑有什么不好？烦人的建筑不是更有趣味吗？范裘里先生似乎在三十年前就为我这种困境设下了警句格言。赌城拉斯维加斯在七十年代是很红火的。那时美国没有面临石油危机，人们喜欢驱车到处漫游。拉斯维加斯就是为驾车者吃喝玩乐准备的一座魔城。它不避丑陋与平庸，它只要舒适与狂欢。这种一味舒适与狂欢的生活方式，如今也受到质疑。但是，习惯了舒适的美国人，能回到艰苦朴素、道貌岸然的生活中来？

　　用艰苦朴素、道貌岸然来描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恰当的。尽管我们喜欢道貌岸然，却未必受得了艰苦朴素。可是，那些密不透风的村民碉楼，不就是准备出租给外来打工者的吗？而为打工者准备的住屋，似乎处处显示出艰苦朴素的特点：马赛克或瓷砖贴面、水磨石地面、铁栏秆、白粉墙、化纤床垫。即使是盛装艳抹的街头夜驾，居所大多也是脏兮兮一床一帐而已。但所有的打工者均希望体面的生活，至少在还乡时衣锦、恋爱时阔绰，尽管大部分只能做做样子而已。这种做做样子的努力，转化为政府行为，就是追求主要大街的整齐脸面。于是，在过境公路旁建城市公园，在商业区整治出一条二条涂脂抹粉的样板街道，这种整治城市、使城市现代化的游戏，似乎总是偏离改善市民生活质量这一正道。

　　从单纯的建筑设计的角度，范裘里先生似乎正是主张做做脸面功夫。而古典的建筑讲究建筑是一个整体，四个立面加之屋顶应该精雕细刻如同一座雕塑。事实上，学建筑的学生们正是把建筑当作雕塑的。其实，范裘里未必不喜欢如雕塑般美丽的建筑，他并不反对欣赏那些历史上的伟大建筑，他只是反对纳税人的钱被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当权者用于制造装腔作势的道貌岸然的雄伟的天才的独创的建筑。在这一点上，我深为赞许他的想法。

　　从另一方面，如果普通百姓居住的丑陋而平庸的建筑得不到尊重，正是因为居住在丑陋而平庸的建筑中的人未得到尊重。社会的知识权威和商业机构共同谋划，让普通人离开自己的庸宅去伟大建筑中朝圣，无形中强化了离伟大建筑很近或者主宰着伟大建筑的人的权力地位。美丽的建筑一旦与知识权力合谋，它就远远没有那么美丽。首善之区、重点工程、样板工程、XX一条街，如果只用于吸引投资，倒也罢了，如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政策倾斜而对其他区域的居住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则这种现代性的努力，正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要反对或纠偏的东西。在中国最大的不公正也许就是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和损害，而建筑师阶层，正是加入这一损害的知识帮凶。建筑学校的课程设置，使学生的心灵一步步滑向伟大的建筑和伟大的城市，而几乎没有人去关注和研究普通的居住。

　　后现代建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恢复普通居住者居住方式的尊严。人们有钱了，到拉斯维加斯去作乐，而不必去罗马去教皇那儿朝圣。这就体现了普通人生活的尊严。

　　我所在的深圳市龙华镇的街道是凌乱的，居住区也谈不上美丽，但相对于那些大街上壮丽辉煌的庞然大物、那些贵族品味的别墅区，那种凌乱是一种亲切，它呈现出了普通百姓的尊严和活力。对那些不雅的、粗俗的、混乱的小城镇和乡村建筑，我未必会赞美，但仍具有温情与敬意。这也许是身处前现代社会的我，通过学习后现代主义建筑与文化理论得到的一点启示。

　　如果那些皇宫、圣殿、大公司摩天楼对接近它们的普通百姓充满蔑视，我何必要去朝拜？去学习皇帝的正大光明的丰功伟绩吗？去瞻仰剥夺万众思想的独裁者的遗容吗？去接受大公司老板高高在上的蔑视吗？我不干。我宁愿踯躅在小镇街头，邀三五好友下酒馆、唱卡拉OK、搓麻将。同时，我也就亲切地感受到容纳这等市民活动的场所和建筑。这能算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吗？似乎也不是，这只是一介平民的尊严、知识与意愿而已。

　　九九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会议的选题，后现代不会作为一个什么问题出现，而替代性的如现代性问题，又为中国建筑界所陌生。从所接触的文化类选题来看仍旧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之类堂皇叙事，与民间生活似乎仍然很遥远。在中国，建筑师阶层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到社会精华的地位，可是他们的知识之匾乏、思维之单调，令人不禁发出世纪末的绝望。话题又大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