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城市功能——“运动经济体”
　　这是“自然运动”的衍生概念。因为人流和车流运动与城市的用地性质（如商业零售）、建筑密度甚至盗窃等犯罪的分布都紧密相关，即这些差异都可看作运动的增殖效应。因此，城市的空间构形，通过对运动的决定作用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运行。所以，城市可看作构形作用下的“运动经济体”。

　　希列尔指出，空间构形最基本的相关要素就是运动。而在社会经济力量的作用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广泛的空间形态。因此，“自然运动”和“运动经济体”的概念，是通过运动来理解功能和形式之间关系的普遍原理，上至整个城市，下到单体建筑。

4.3 社会行为——“意念社区”（virtual community）
　　通过研究空间构形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希列尔提出了“意念社区”的概念。空间构形通过对运动模式的影响，产生了某些空间的人员聚集，即共同在场。这种人员的共同在场，是构成社区的原初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又是知晓他人的最基本的方式。这种共同在场和相互知晓的模式就是“意念社区”的首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空间设计对运动和其他有关的空间使用产生影响，继而产生自然的共同在场的模式，这就是意念社区。(Hillier,1996,187)
意念社区不是人的简单聚集，它有着一定的结构，即不同人，包括住户和陌生人，男性和女性，成人和小孩等，其共同在场的模式和使用空间的目的皆有差别。这些差别多反映出空间构形的潜在作用。另外，关于安全感，希列尔研究发现，在城市结构中，很多住宅区的空间深度值较大，这种构形就决定了那里平时很少出现陌生人之间的碰面，住户也形成了这种心理预期，所以，当住户在家门口发现有陌生人时，就会有所警惕，甚至感到不安。而深度较浅的城市街道则不会出现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感，所以很多住户认为街道比住宅区更安全。

　　因此，希列尔指出，空间构形与自然的共同在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建筑对社会的影响。空间设计通过改变空间构形，而改变人们相互知晓的模式，既而对社会行为产生作用。

4.4 空间认知——可理解性
　　城市是自上而下的“经济因素”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作用都是由社会认知个体，在理解建成环境的基础上来完成的。上述“自然运动”和“意念社区”的概念也都基于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理解。可理解度就是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出发，对这种潜藏认知结构的一种量化描述。
对于同一空间系统，如果其中某些空间的局部变量值较高，整体变量值也较高，那么这一区域的可理解度就较高。反之，则从局部获取的信息是对人们的误导，其可理解度就较低。例如图19是伊朗城市设拉子（Shiraz）轴线分析的散点图，纵轴代表半径－6集成度，是局部变量，横轴代表整体集成度，图中白点分别代表城中各条轴线，红点代表选定区域里的每条轴线。可以看出，这些红点明显呈线形分布，并几乎贯穿整个散点图，与全城的平均回归线（白线）相交，而且斜率更大，这说明该区域的可理解度较高。对于不同空间系统，例如图20，a、b是两个形状相似的小镇平面，但不仅a中各空间的连接值和整体集成度普遍高于b，而且a中空间的连接值与整体集成度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而b中各点较为分散，所以a的可理解度高于b。

　　分析显示，秩序规整的平面，如方格网或理想城，其几何形式虽清晰可辨，但可理解度可能较低，如果没有地图指引，人们在其中很容易迷路[16]；而某些古镇的迷宫式变形网格平面却具有较高的可理解度，其中集成度高的地方往往与更多的街巷相连，即使陌生人也只需稍加走动，便能来到集成度较高，且人们活动比较集中的少数空间中，因而不会迷路。

　　Kim发现，在同一空间系统中，可理解度较高区域的居民对周围环境的理解范围也较大。而且，在可理解度较高的空间系统中，集成度与其中的运动状况也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即空间使用更加可以被预测。这就说明，空间构形通过人们对空间的理解，作用于人的行为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