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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建造什么，无论建筑与我们的城市组成的相关性如何，建筑对其所矗立的地面的改变后果是很少能加以挽回的。我经常想，如果有一场超自然的飓风卷走如华盛顿特区等城市的地面上所有２英尺以上的东西，我们将获得一个非常特别的对城市基层结构（substructure）的读解━一个城市的工程技术作品。这种坚固的城市支撑框架会让我们象对待考古发掘一样去理解我们文明生活的网络结构。
在他的《城市的建筑》(L'ARCHITETTURA DELLA CITTA)一书出版之前，阿多·罗西（Aldo Rossi）曾任晚期厄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的助手，后来成为CASABELLA杂志的编辑。如果回头去读那些过去的期号，我们会看到无论杂志还是罗西的著作都充满了插图，有些是写实的，有些是虚构的，它们似乎都在表达一种建筑的考古学。
建筑物与其基地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在出演一出热烈的戏剧，不管是不是考古学，对它细致的研究显然是要清除所有那些认为建筑对基地的刻写是非持久性的草率的想法（图6）。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看，重力对基地的影响与其对建筑的影响一样巨大。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威尼斯大运河上的朗亥那(Longhena)的La Salute（图7）。这栋建筑建在庞大而坚固的一堆木桩上。木桩形成一种巨大的被称为“法西斯式”（fascio）的束柱群，满布在建筑平面的所有区域中(这里并非指墨索里尼复兴的，在特拉尼(Terragni)的但丁纪念堂(Danteum)中可看到的“法西斯”，而是不带斧头的那种)。
在更近的年代，路易·康的孟加拉（从前的达卡）国会建筑群在建筑与基地的关系上至少引出两个课题。建筑基地的土质是淤积型的土壤。其承重力仅为每平方英尺0.7吨，接近于海滩的指数。如用砖石构造的话，无论是建在扩展式的基脚上，还是建在完全受力的平板上，建筑的重量均不能超过建筑下部土壤的受力极限值。而这个值仅能承受有限数量的砖。因此，当建筑用砖建到一定高度时只能停下，以免土壤沉降坍陷。这样就形成一个平台。平台上部的其余结构是用混凝土建成，尽管混凝土对当时的东巴基斯坦来说很昂贵，因为所用的钢材都不得不从中国进口。混凝土结构建在深插入基地的混凝土桩上。这样基地的承重能力便不再与其所占据的土壤的面积相关，而是与桩体侧边和围绕通长桩体的土壤之间的摩擦力、以及与桩底浇筑成的球状物的受力能力相关。桩的插入会立刻使土壤反过来挤压桩体。这种挤压的力量会随着桩深入到某个假想的未被“扰动的”土层区域中时消失。这便依次决定了桩所产生作用的面积范围以及各桩之间的最小间距。以国会建筑所占基地面积除以每根桩的作用面积便可确定出桩的总数量和区域面积所能承受的总重量。建筑可持续增高，直到地基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重量。这样便到达了另外一个平台，于是混凝土结构的构筑完成了。有趣的是，由于对桩数量的限制致使原设计中采用混凝土光罩作为集会堂屋顶的构想没能实现，而被迫改用了钢结构作屋顶（图8a－d）。
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在岩土实验室所作的基本实验：将一根被固定在一大块平板基础上的柱子，放在一桶沙的表面上，然后将水注入沙中。尽管水仅仅填充了沙粒间的空隙，柱子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固，直至最终倒下。这里的含义已很清楚：任何建筑的存在都离不开土壤的作用，这是一种永不消失的持久性。这里存在着一种上部发生什么与下部发生什么之间的不可避免性，一种关系的固定性。人们不可能忽视区分开上部与下部的那个平面的极端的重要性。对建筑的构造学来说那个平面是很基本的。如果我们要在一片开阔地上修建一个平坦的面，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排水系统，考虑斜坡的几何学。我们修建台地，精心铺装表面。这便是我们真正拥有这块土地的开端。
接着要认识的是，由于土壤本身呈颗粒状的属性，它通常都不是那种能轻易可以形成稳固支撑的材料。只有基础修筑在岩石层上的情况属于例外。一个线性的支撑体最好是由多个支撑点组合而成，而只有这样支撑体才可以以同等方式均匀承受荷载。结论是，我们需非常谨慎才能假定出一根稳定的水平线来解决荷载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