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们遭遇到了一对两极分化的观念的左右夹攻，而两者确实都拥有一些至少是真理的表象。一个认为技术所赋予我们的都是幼稚的东西，充满了工业化的适宜之计，缺乏真正的科学和哲学的实质内容；另一个则认为建筑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对技术的精心推敲，柱、梁再加多一点的东西就是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就象这世界是扁平的一样。

　　如果我们将“材料性”孤立为某个成分，甚至孤立为某个原则来服从，我们同样也将“如何构图”━恐怕过去一直都作为“材料性” 的对立面━孤立开了。我们可以争辩说如要构图，我们并不需要任何秩序以及材料和结构带给建筑的建造元素的内容。圭马德旅馆(Hotel Guimard)就是一个全然、纯粹的构图。其房间的内部空间现实和序列都隐含在深深的外墙内，就象被放在盒子里的礼品。不管盒子即外墙本身怎样，整个旅馆都是个不成功的设计（图16a, b）。

　　在另一个极端里，我们受到了滥用结构和系统的表现主义的伤害━我们已目睹了太多的粗野主义或“高技派”。这种“构图”和“材料性”的两极化，也可以通过对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精致的构图大师━设计的埃姆·斯滕霍夫教堂（Church Am Steinhof）的两张照片的比较中看到。这两张照片━一张记录了构造过程，另一张描绘的是完工后的建筑━揭示了一种极端的材料增生状态。该建筑引进了几乎所有的材料类别，包括金属（浇铸和轧制的），铝材和铅制螺钉，手工锻制的配件，石材，黏性材料，瓦，实心砖石，包面和锚固的木材，众多种类的玻璃等。这种过度确实是对当时那些已不算很早的现代美学的“神学家”们的一种坦率的挑衅，而后者提倡的是朴素与真实性（图17a-e）。

　　不管修辞的努力体现在两种观念的哪一方，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已全部或甚至仅仅部分地退回到无节制的状态，无论风格的差异怎样得微妙，都是可悲的━可悲性在于良好的建造对于我们对这个学科的栽培是必要的。当我们以一个严谨的材料表和多组的材料集合来研究过去的结构时，或者来研究那些深入到技术类型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建造的建筑师们的作品时，我们所获得的清晰性不单是在于其对于秩序和一致性的理解，而是在于其理解了这些类型同时也代表着一些明显的构图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在缺乏某种意识的情况下建造━即我们的建造方式是构图策略中的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通过这种策略，我们试图达到理想，或者实现那个关于边界性、序列性、以及描绘性的空间构想。然而，不管构造作为技艺已赠予了我们多少礼物，我们的艺术总是存在于构造技艺的呈现与缺席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