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论述了建筑艺术与哲学文化的密切关系，任何建筑艺术形式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当时哲学文化的变化，并指出当前的建筑艺术开始走向后现代的生态建筑。

建筑的历史与人类的发展历史同样悠久，从早期的洞穴到简易的茅草屋，再到现代的复杂多功能的建筑，期间的每一步发展都与人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建筑艺术是一种凝固的人类文化，它指涉了人的主体性的张扬，纵观现代建筑艺术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发展脉络是相当清晰的：为了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我们得返回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艺术中来。

一 包豪斯与现代哲学文化的关系

包豪斯是德文“Bauhaus”的译音，它最初由Hausbau（房屋建造）一词颠倒而成，“它既是一种建筑设计哲学，又是一个建筑哲学流派，是盛行于1919—1933年德国的一种哲学观念。”[1]纵观近百年世界现代建筑艺术的发展，可以发现包豪斯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影响了好几代建筑师，甚至就是今天也仍能发现它的踪迹，对它的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包豪斯产生的特点与背景

1919年4月德国建筑——设计师格罗皮乌斯（W.Gropius,1883_1969）在德国魏玛筹建国立建筑学校，简称“包豪斯”（Bauhaus），在设计理论上，包豪斯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技术与艺术的新统一；（2）设计的目的是人而非产品本身；（3）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来进行。”[2]包豪斯的风格是“把艺术和手工艺的重点用在各种日常生活品的设计上，其产品适用而少装饰，适于批量生产。”[3]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经过一战后，欧美工业迅速发展、人口激增、经济快速上升时期，与大工业对应的各种技术和材料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建筑技术要求的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另一方面，人口经过一战后也开始迅速回升，而住房就成为此时社会需求中急切要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再者，包豪斯出现的文化准备在本世纪初也已经具备了：自从19世纪末，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传统哲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尼采只达到了破的作用，而远未完成立的任务，此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_1938）提出了现象学。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种种有关真理的谬论，为人类提供永恒的绝对真理，以拯救科学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4]这体现在胡塞尔的方法论上，即“回到事物本身去”，而这种方法论上的直接性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包豪斯的设计风格：即对功能主义的要求，它是对传统建筑艺术的反叛。它强调了“简化生产过程，降低产品价格，并使更多的消费群体得以参与品牌风格。”[5]正是由于上述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相继满足，包豪斯的产生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包豪斯在德国的命运很短暂，随着1933年希特勒上台，格罗皮乌斯被驱逐到了美国，因而这种建筑理念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现代建筑艺术的主流，并对其它流派产生重大影响，它形成了追求结构简单、造价低廉、最大限度利用新型材料，使空间的利用达到当时技术的极限，而这种成就的取得显然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度和人类对审美的无限追求为代价的，造成了现代‘城市的荒漠’，到了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建筑艺术也达到了它的内涵的极限，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那些随意聚集、拼凑起来的模式与构筑件，已失去其建筑学上及建筑风格上的意义。它们使人们囿于一个技术的、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而且强化了这种无形式的任意组合造成的隔膜感。”[6]作为技术与艺术统一的现代建筑工程，在技术化的周围世界中失去了它曾有的自由的力量。现代的建筑技术已使人们感觉不到技术的解放作用，而恰恰是人自身成为现代技术的附庸，它也暗示了技术与艺术同步发展只能是一种乌托邦似的幻想，现代建筑技术已使艺术与技术造成了不可弥合的裂缝（这从格罗皮乌斯于1911年设计的‘法古斯鞋楦厂’办公楼为标志，它强调平屋顶、大玻璃窗，追求阳台、门窗和墙面与光影变化的和谐，简单化的结构设计、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为宗旨，造成结构单一，缺乏个性与美感）。格罗皮乌斯1923年提出建立艺术与技术的新联盟时，无法意识到技术话语本身的张力，正如勒.科尔布塞尔指出：我们必须创造大量的精神产品。这指涉了要求艺术适应技术而不是相反，而这正是导致现代建筑艺术异化的根源。我们依赖于技术对象；它们甚至强求我们不断进行改善。我们意外地牢牢地束缚于技术对象，以至于我们陷入对它们的屈从之中。如何克服技术的这一基本特征，海德格尔指出：“我们可以对不可避免地使用技术对象表示肯定的态度，我们同时也能表示否定的态度，这是就我们防止它们仅要求于我们并因而扭曲、搞乱和最终荒废我们的本质而言的。”[7]海德格尔把这种对技术世界同时肯定和否定的态度称为‘冷静地对待事物’。鉴于此，自从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建筑艺术诞生以来，建筑学中的现代性已开始衰落，甚至可以说开始走向终结，其原因有以下三点：“（1）作为设计原则的功能主义不能持久地满足需要，造型不能被功能所取代；（2）对形式的意愿不能被多元主义取代；（3）文化情境是历史的、整体性的、它不能被长久地被科技网络所取代。”[8]正是由于现代建筑技术对于人的发展的制约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地蕴涵了冲破这种制约的因素，到了本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在社会文化领域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后现代思潮运动，它直接影响了处于困境中的现代建筑艺术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