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构主义建筑艺术——后现代话语的阐释

后现代是一个无法准确定义的概念，正如波林.罗斯诺指出的那样：有多少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但根据他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波林.罗斯诺把它划分为“怀疑论的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者”；本.阿格（Ben.Agger, 1990）提出要分为建树性的和极端的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托德.吉特林（Todd.Gitlin,1989）提出了冷漠的和热情的后现代主义；戴维.格里芬（David.Griffin,1988）区分了‘解构的或消亡的’与‘建构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建筑艺术中的后现代文化转向的提出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主要谈两个方面：首先，从近二十年来世界建筑业中的最高奖项普利茨凯奖的获奖分布来粗略说明这个问题：自从1979年在建筑领域中设立世界性的普利茨凯奖以来，至今共有21名得主，“其中倾向于后现代派的有4人，新现代派（包括简约派、前卫派、表现派）的有11人，当代乡土派的有2人，新理性主义的有2人，解构派的有1人，高技派的有1人。”[9]从这组数字中，我们可以简略分析一下，新现代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后现代派，因为它们也是对传统现代派的扬弃中产生的，其中前卫派与表现派从风格与表现理念上与后现代派已经很接近了。这样算来广义的后现代派的获奖人数达16人，约占总数的75%，这组数字充分反映了建筑艺术中的后现代文化转向已成为建筑界中不争的事实；其次，从后现代建筑艺术的被接受程度也可以反映出这种转向的实际存在，这从后现代建筑艺术作品的分布上可以体现出来，这种分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区域的分布，最初的后现代派作品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而目前这一类作品已在工业化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出现；其二，是场所的分布，一些后现代建筑作品往往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城市的象征，通常位于一些重要的场所，公众由最初的不满到后来的喜欢，直至目前一些重要建筑物的设计都被后现代派设计师取得，间接地可以看出这种转向。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建筑艺术的后现代转向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潮流正式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多后现代建筑作品都是这个时候登上建筑舞台的），它客观地存在着，既是对传统（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建筑艺术的反叛，又是对新出路的探索，而做出这种最初的尝试的是解构主义作品，这种流派的出现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

1解构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欧洲学术动荡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暗示了学者们对传统哲学文化的反抗和绝望，这期间以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后来哲学文化的冲击最大，其中以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为代表，在学术界掀起了一次狂飙运动，这种思潮迅速遍及世界，尤以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冲击最大。德里达的哲学是：“一种外在性的哲学，既处身于传统哲学内部又置身于传统哲学的外部，对传统哲学采取一种相异性的立场，从而达到解构形而上学的目的。” [10]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建筑艺术的结构正是被它自身给解构了。德里达的工作正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t)的摆脱，虽然他不能完全终结形而上学，但他通过对文本（text）的分析和倡导‘自由游戏’（free play）来达到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正如乔纳森.卡勒指出的那样：“他所求助的并不是和风细雨式的妥协，而是一种激进的方式。他力图通过语言的丰富性来粉碎或超越这种体系。”[11]德里达的解构哲学“通过结构化的概念谱系来开展工作，不仅可以从内部进行，而且同时又具有某种我们无法命名的、无法描述的视角；同样解构哲学也确定历史所遮蔽和禁锢的事物，一是将历史从它利害攸关的压制中解救出来，这些事物就会浮现在眼前。” 这是德里达在《立场》一文中对自己解构哲学的解释，从中我们不难理解德里达的出位思想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冲击，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那些正处于中年的建筑大师们，埃森曼在回忆他的成长经历时曾说，他这一代人身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它也表达了新一代的建筑师对传统现代建筑艺术的反抗和挑战，而后结构主义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通过解构他们试图打破包豪斯以来传统现代建筑的垄断，恢复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努力，这也暗示了对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的著名口号“人之死”的回应。通过解构哲学提供的方法，来消解现代建筑技术对艺术的遮蔽，对他们而言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而建构又是为了突出一种多元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