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解构主义建筑的后现代话语

当代最有名的解构主义建筑大师当属富兰克.盖里（Frank.O.Gehry,1929_美），他是1989年普利茨凯奖获得者，他的代表作是在西班牙毕尔巴鄂新建成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不仅造型如同抽象的雕塑，而且功能与空间也适应需要。该作品成为建筑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其它作品还有：‘诺顿屋’（威尼斯，1982—1984）、‘施纳贝屋’（1986—1989）等。通过对盖里等人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特点：‘去中心化’、‘走近边缘’、‘不确定性’、‘反基础主义’等，在诺顿屋中我们看到一个小屋悬于空中；而在施纳贝屋中，我们看到仿佛一堆积木随意的拼凑，这正是解构主义对拆解的运用，达到拆除所有遮蔽和覆盖之物，使在场显现出来。拆除就是揭示，“把未说的东西作为未说的东西揭示出来”[12]在这方面屈米（Bernard.Tschumi）、埃森曼（Peter.Eisenman,1932-美）、里勃斯金德（Daniel.Libeskind,1946_美）等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了说明这方面的情况，简要介绍一下里勃斯金德的犹太人博物馆的设计（柏林，1992—1999）。在该设计中他大量应用了倾斜、片段、穿插和冲突的手段，而其间尤其是对线的运用，更是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出神入化的境地，在里勃斯金德看来：“线在建筑中不仅近是代表墙或其它物件的一个符号，它还潜在表达探询、变革、约束和变化，线和时间这一概念具有永恒的联系，用以表达历史与关联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13]该建筑的巨大外形呈现为一个蜿蜒曲折而连续的‘之’字形折线，建筑本身断续的直线构成了一个非连续的‘虚空’（Void），而虚空暗示了寂静与死亡，同时也指涉了作为生命尊严的缺席，控诉了文明的断裂。而作品的立面是由众多断裂之线构成，它们的存在仿佛是在肢解该作品，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连续性的中断。在这里历史被唤醒，作为一种话语符号，它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总之，解构主义建筑（Deconstructirism Architecture）是作为对传统现代建筑艺术的反叛出现的，这意味“抛弃对体积与空间所作的现代主义的实用的实惠的布局设计，代之以向人们提供与其心绪相吻合的建筑，既反映异己、焦虑、混乱的建筑。”[1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解构主义建筑师和作品，但不容忽视的是解构主义建筑艺术有走向极端的倾向，如莫斯（E.O.Moss）倾倒在地上的箱子状的房屋，虽然暗示了作者反基础主义的创作倾向，但是从建筑的本质来讲，这种作品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什么希望，它只能是一种宣泄和对传统的反叛，而这种做法的危险是：游戏观念的泛滥，在颠覆传统的同时，并没有达到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与统一，而助长对断裂与缺席的极端推崇，已有不少人对解构主义建筑的走向表示忧虑。面对着当今全球人口增长、环境污染的加剧、资源的日益短缺等诸多困境，人类走向何方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潮已经影响到所有的人类生活领域，后现代建筑艺术正在经历又一次意义巨大的转向：生态建筑。

三 后现代建筑艺术的新形式——生态建筑

自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贝尔系统地提出后工业化社会概念以来，1971年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暗示了当今社会面临着有史以来意义最为巨大的转变，它指涉了人类生存观念的变革的开始，伴随全球对新的发展观的探索，学者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迅速成为全球思考的热点，这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生态建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动。重返自然，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建筑师的考虑重点。另一方面，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如美国的戴维.格里芬、戴维.伯姆等人倡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要解构现代性，他的目的是要超越现代性。进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生态的世界观。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源。” [15]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主义、绿色运动，为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深层生态学提供了理论渊源，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本体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同生态女性主义一道被称为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16]在这种大的思潮影响下，生态建筑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但是生态建筑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而其中的路径依赖问题随之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这恰恰是目前被忽视和没有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