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来引一个例子，又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为了给轮船，火车和汽车建一个新的终点站，一个工程师Renaud和一个建筑师Cassan，采用了现代尺度。我们在1931年为阿尔及尔作控制性规划时也推荐了这一尺度。它是如此粗暴，如此革命，如此崭新，我们称之为“炮弹规划（plan-Obus）”

　　通过研究巴黎近几年来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试图增长的尺度。这种增长实际上并未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是受新技术的影响，但却是由一个日益保守的政权来指导。结果是你们所看到的：Vosges广场，Vendome广场,协和广场，残废军人广场和练兵场。现在从飞机上看到的景象粉碎了我们的任何限制，压倒了我们的渺小，嘲笑了我们的无能。从巨大的城市上方飞过，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二十世纪的作品。一切都是破碎的，孤立的，局部的，完全丧失了一致性。现在那些对拟定国家重建的原则负责的个人的特征就是缺乏思想。除非我们反抗，否则，在过去曾压倒我们的对责任的遗忘和退让仍将剥夺我们将来可望获得的任何尺度的努力。

4) 建筑必须能够被通过（walked through）和穿越（traversed）。它决非某一学派让我们相信的完全的图形错觉，围绕某些抽象的点组织起来，这些点假装是一个人，一个空想出来的人，有着苍蝇的复眼，并且视线是同时环绕一周的。这样一个人根本不存在，而且作为这种误解的结果，古典时代为建筑的全面解体设置了陷阱。相反，我们自己的人在头的前部有两只眼睛并直直的向前看，我们的人四处走动并变换位置，在一连串的建筑现实之间移动。他再一次体验通过运动的秩序所得到的强烈感受。这是如此真实：建筑将被判是死还是生，取决于运动这一准则在多大程度上被漠视还是被非凡的开发利用。

5) 当一个人在谈论外部的运动时，他就是在讨论生与死，感觉的生与死。在讨论内部循环（circulation运动）时，更是如此。在非正式的意义上，一个生物有时可以被称为一个“消化管道”。让我们同样简单的把建筑定义为内部循环，且这不仅仅是从功能的角度而言。（每个人都知道为了解决在现代建筑物中严格的设计问题，工业建筑、行政中心或公共建筑都被迫将办公室以一种僵硬的秩序布置，常常就是沿走道呈直线排列。）建筑就是内部循环，这更多的是出自情感上的理由：作品的千姿百态——如同交响乐一般从未离开我们——在比较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踏步把我们置于这儿，然后又把我们带到那儿，让我们的眼来享受墙以及墙后的期盼，揭示出人意料的空间的门提供了期待与惊奇；或者是从窗或洞注入室内的阳光所设计的黑白分明的影；或者是远景，无论是建成的[建筑]还是处女般的[自然]——如同尚处于创造中的完美构思。内部循环的质就是作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规定，因为建筑的组织与建筑的本质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

　　好的建筑是可以被“通过”和“穿越”的，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那是活生生的建筑。坏的建筑就是僵死的围绕一个固定的，不真实的，虚伪的点，这绝对异在于人类的法则。位于Leman湖畔的180平方英尺的小房子，位于Poissy的萨伏伊别墅，我们的联合国大厦方案，东京博物馆，还有苏维埃宫（1932年我们应邀向一个限额的国际竞赛所提交的方案）；所有这些建筑，彼此之间如此不同，都取决于赋予内部循环以完美无瑕的秩序。然而，我们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坚持既未得到尊重，也未得到体谅。在莫斯科，我们的建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在巴黎，则常常被人当作布尔什维克。

6) 不仅如此，苏维埃宫的设计要求借现代技术手段提供给想象力最大胆的发明。其结果有时会令人惊骇，但它们当然是正确的，所以把我们的方案弃之不顾而采用传统的建筑形式是愚蠢，或者说，是犯罪。据此，这个能容纳14000人的观演厅被设计成一个最纯粹的瓶（vase，暗示纯粹空间），模仿半开贝壳的双曲面。观众席上的每一个点，即观众的每一成员，在天花上都有一个相应的使声波产生偏转反射的点。纯粹的数学，通向和谐的钥匙。不仅如此，观众席上的每一个点都能不受阻碍的看到舞台和大厅的中的任何一个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消除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任何障碍。此外，声学中引人注目的难题与重力法则无关。其所要求的解决更近于生物学而非静力学或材料力学。走已被抛弃的路大体上是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