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工作室

　　就这个宏大的主题，我们可以无限的继续我们的讨论。为了在此回答你们中某些人的提问，在所有与建筑相关的问题上我已斗胆陈述了我的观点，直率的创造了我本人和我的思想的纪录，毫不掩饰的指出其他人曾嘲笑地或非常聪明地四处传播的谎言的谬误。某些人可能希望看到我在鲍扎艺术学院指导一个工作室。在我1939年所著的书《在四条路上》⑧及1929年写的《澄清事实》⑨中，我明白表示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学生应该自己选他们的导师。这里也一样。我从未准备教书。更糟的是（或更好），我从未接受过任何适当的教育。我每一样都是自学的，甚至连体育也不例外，直到35岁我才意识到自学所造成的极大痛苦。我不打算劝任何人步我的后尘。在联合国大厦事件之后，1930年左右，一群你们的同学邀我与他们一起在鲍扎建立一个工作室。当时我正忙于从事个人的研究，并且由于我常常要周游世界，我拒绝了。相反，我建议他们去试试我的老同伴，奥古斯特–贝瑞。在与他共事期间我们有许多的争论（常常是由他挑起的），但我一直深深地尊敬他。我对他也这么说，[你们可以]告诉别人并用笔记下来。1908年到1909年间的14个月，我在他的工作室里象个奴隶般的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我并非忘恩负义之徒。今天你们又一次提出了要求并发现我的思想背景有所不同。以前，古典派和现代派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两者不共戴天，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客户，自己的追随者，自己的狩猎范围。他们几乎藐视和平！如今，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向对方解释清楚我们自己以打破许多的壁垒，驱散误解，放逐那吐火的怪兽并澄清模糊含混之处。我感到我们必须解释自己以达成相互谅解。就我而言，我一直试图精确地和坚定地阐明我的立场。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二十年时间，我增加了二十本书。多么自负的或唐吉诃德式的企图！专家们，那些由学院派教育出品的建筑师们永远不会原谅我写在《新精神》（1920）中的前三个章节，“建筑师的备忘录”，也不会原谅后面的三个，“视而不见的眼睛”，同样不会原谅作为前面部分结论的短文，“罗马的教训”，“平面的错觉”，“精神的纯创造”。他们称我为诡辩家，并视而不见，宁愿固执己见，宁愿不读我写的东西，以为这样就可以忽视我的存在。与此同时我的书在国外出版，从法国出口并免费向政府宣传。但学院派们反而读Camille Mauclair的书，他出版的一本合集，书中的十五篇文章是写给Le Figaro用以在一次论战中攻击现代派，这场论战是应木材、石材、瓦、石板、和锌[等建材]贸易协会的要求发起的。对我的直接攻击成为他第一篇檄文的材料，这篇文章在瑞士的Neuchatel当地的一份叫做La Feuille d’Avis(sic)的小报上发表（为了隔开一定的距离！）。这家报纸随即从另一瑞士小镇，Bienne，出版的一篇作品上找来一些东西，标题是，建筑的危机，文章是由Alexandre de Senger写的。这篇文章后来从德文转译并被冠以这样一个诱人的标题：布尔什维克的特洛伊木马。这是由垃圾和迷惑人的谎言堆成的金字塔，一个真正声名狼藉的垃圾场。但不用吃惊，它如愿以偿的被人们当作教义真理相信。

　　自1928年以来，这篇文章被全世界利用并存档，随时供调遣。摘录：“若我们费神读一读下面这段引言我们就足以明了《新精神》杂志（由柯布主编）是什么货色：‘伟人是多余的。平庸更可取。天空和彩虹没有机器漂亮，因为它们不够精确。我们必须摧毁历史，艺术感，家园。我呸！专家，历史学家，莎士比亚，寄勒（他们是指席勒），瓦格纳……我呸！贝多芬。’”⑩亲爱的青年朋友们，我并非无缘无故地让这些卑鄙无耻的缩写来玷污我们讨论的气氛。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武器被利用以达成何种目的。一个星期后，市议会在由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胆敢在书面上作伪证，反对我的方案。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对发表于Travaux Nord-Africains?上的内幕表示极为震惊，利用它们，他认为有理由突然中止把我带到阿尔及利亚的任务。所有这些致力于建筑的热情，或更甚，所有我对其余的人类兄弟般的关心，充分的反映在这许多由最优秀的法国人和国外的编辑传播的小册子里（但在法国读它们的不是管教育的那些人，不是艺术部、交通部、建设部、工业部，也不是鲍扎的学生，更甭提他们的老师，也不是占全部建筑师百分之九十九的官方艺术的卫道士）——对我所付出的全部努力的回答是一个强烈的，永不知疲倦的“不”！出于完全的无知，他们宁愿去充满热情的讨论那些无聊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