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理性（rational）"的概念在坦丹萨学派的问题内仍然难以捉摸，"建筑怎样才是'理性'的？"是一直纠缠它的问题。Rossi, Grassi还有其他人努力去阐述什么是"理性"，探索设计建筑永恒的方法并且努力遵循在历史上的"建筑"先例。他们已经使建筑的定义中包含了不变的原则。"建筑" Rossi宣称"是……对物质(things)和事实(facts)的沉思；建筑的原则很少并且是永恒的，但不同时期的建筑师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应是多种多样的。永恒性（Immutability）来自于建筑表达理性和简化的气质。" [15]对他们来说，设计建筑的基本方法早已确定，因为建筑中一直就存在固定"类型（types）"的剧目（repertoire）和与之关联的方法。正如Grassi所说这使得建筑循环反复----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建筑必须无休止地指涉和再指涉（refer and re-refer）自身。[16]

"建筑类型"与"原型（model）"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清晰差异对他们至关重要。[17] Ignasio Solà Morales指出他们把"建筑类型"想象为"形式的恒量（formal constants）"，“并用它来作为一个容器，把纷繁复杂的建筑形式简化还原到完美的自然特性中去，"[18]这使得他们能够描述和分类各个时期和地方的建筑。[19]因此坦丹萨学派的建筑师都在对各种各样的都市和乡村的场所（sites）(例如米兰，帕多瓦和瑞士的提切诺地区)进行形态学（morphological）和类型学（typological）的分析。当然全部这些工作与他们试图建立一门"城市的科学（urban science）"的努力相关，他们反对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而更倾向于研究在现有的城市语境（contexts）中发挥作用的力量，而不是在城市规划中制定未来发展的指导性纲领。

前面已经说过，坦丹萨学派的建筑师预见了将来的(建筑)作品要使用已经确立的建筑形式的剧目。他们的立场是公开赞美形式（在我们这个时代被形式所困扰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20]这对那些六十多岁的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21]事实上这是他们遭遇晚期现代主义(late modernism)各种流派时必然产生的争论。首先，坦丹萨学派对功能主义者的建筑观念是排斥的，用Aldo Rossi话说"他们将建筑功能和形式结合一同考虑形成城市的构筑物和建筑，是受到了一种狡猾的经验主义的引导，"[22]Rossi继续说：
“因此，对照生理学，建筑的功能可以被比作人体器官，因为器官的功能同样与它的形式和发展要求相适合，而且器官功能的改变也同时要求形式的改变。考虑到这点，已经成为现代建筑的两个主要潮流的功能主义和有机主义（organicism）显示出了它们共同的基础，我们也因此了解了他们软弱和基本原则含糊（fundamental ambiguity）的原因。他们把形式从它最复杂的渊源（derivations）中剥离出来：类型被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功能的配置图，一个流线的图示（diagram），这样建筑看起来并不拥有任何自主的价值。因此这种主观和必要的美学观念，虽然塑造了城市建筑物的形式并建立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却不能进行更深层次地分析。”[23]

这场辩论显然是对“现代主义运动”中"功能主义"教条的质询，Alan Colquhoun[24]指出了这场争论的信念：“我们并不是说漂亮，秩序或者含义是没有必要的，不过在我们对终极形式进行深入探究之后，它们将不复存在"[25]Colquhoun认为"‘现代主义者’试图消除传统(建筑)形式提供给我们的解题思路，这导致了一个形式生成过程的真空，[26]并且令人困惑地被‘技术决定论’或者‘自由表现’所取代。”Colquhoun又解释上述情况产生的结果：
“形式生成迂回的过程开始被认为是建筑影响观察者审美观念的途径。人们开始意识到形式是一个具体的逻辑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将功能需求（在满足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和操作手法一并考虑。最后，它们被认为发生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完全融合，功能和技术也将变得清晰可见。Buckminster Fuller的理论是此类教条的一个极端例子。”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