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解不是抛弃观者的成见去追寻建筑师的原意。相反，成见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理解是在观者的现在视界与建筑的历史视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过程以语言为媒介，我们正是通过语言来理解建筑的。在不断更新的理解过程中，建筑语言不断表达着新的东西，构成建筑意义永无穷尽的源泉。

　　现代释义学是西方传统释义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影响下的继续和发展。释义学的这一发展给艺术哲学和美学灌注了新的活力，也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文学理论问题重新活跃了起来。如果要问今天的艺术哲学比起过去的艺术哲学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根本性区别，那么首先就是对读者作用的强调。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读者的理解活动的重要性，并把它看做是艺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建筑作为一种人化的空间，潜在地蕴涵着艺术作品的基因，因此，在建筑中引入现代释义学的理论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一个建筑从建筑师那里分离出来，它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人们对建筑的分析，在经历了无视意义的功能主义之后，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人的世界，回到了意义。通过对建筑本质的还原，人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建筑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寓含人类活动的各种意义。在我们人类最早的建筑模式中，洞穴只代表了一种遮蔽的功能，但后来它还包含了“家庭”、“群体”、“安全”、“亲切的环境”等涵义。事实上，任何建筑对于观者——其直接或间接的使用者来说，都具有某种意义，无论是实用的还是情感的。这意义使非文字性的建筑成为文本。

　　可是，建筑本身并不直接呈现意义，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才能达到对其意义的把握。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把握一个建筑的意义，很难用一种同化的标准。即使建筑师本人全面而真实地吐露了他的设计意图，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建筑仍然会作出不同的理解。而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理解是追寻作者原意和重识文本意义的精神过程。这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疑问：当一个建筑成为我们的理解对象的时候，它只表达它最初试图表达的，情况难道果真如此吗？

　　传统释义学认为，解释是对作者原意的追寻。现代释义学则一反传统释义学的主张，认为理解者不是抛弃成见去理解作者的意图，而是理解者的观念与作品所揭示的观念的互相交融，理解也是一种创造：每一种理解都是相对的，有多种多样的理解，而且对一件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永无完结。

　　由此可知，作为文本的建筑不可能对理解者具有一种真正的约束力，理解者并不能重建一个有着它原来的意义和作用的世界，没有一种单独的理解能完全符合所谓“建筑的客观意义”。以美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为例，这一方案的奥妙就在于让人们自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林樱的意图是使纪念碑带有一张白纸、一块白板的意识。它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座建筑、不是一个广场、也不是一个公园。”让观者如何去追寻作者的原意呢？事实上，当观者进入了意义的王国时，就没有必要返回到建筑师那里去。不仅建筑师的原意无法还原，就是建筑原来的意义也无法还原。一个建筑从建筑师那里分离了出来，它便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从而使它的意义有超越其设计者意图的可能：“文本的意义不是有时超越作者的意图，而总是超越于作者的意图，理解不是一种复制，而是一种生产活动。”正是理解者的理解的不可穷尽性成为现实。意义是一种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它绝不会被耗尽，实际上它是一种无穷尽的过程。

　　所以，建筑的意义不能归结为建筑师的原意或某种客观意义，而是由于观者的不同而千变万化甚至无穷无尽。可见，建筑是一种释义学的对象。

　　解释不是克服建筑“文本”与解释者的距离去理解作者的意图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我们承认建筑师具有基于他的社会处境的历史结构，那么观者也必然以一定的方式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师和观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处于历史之中，他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消除，对建筑的真正的理解不是如何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适应这一历史性。时间的距离不可能被克服，观者不可能把自己重新置入超越自己的意识去进行解释，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面对过去。我们不能以一个古代人的心境去体验故宫，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进入那片富丽堂皇的院落。因此，重建建筑师的原意只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诱惑。无论建筑还是理解本身，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历史是在时间距离条件下发生的，它总是会对建筑的现在产生效果，只有当这种效果被观者所认可和理解时，建筑才能真正被理解。“同一件作品，其意义的充分性只有在理解的变化中才能得到证实，正如同样的历史意义总是不变地处于进一步被确定的进程中一样。”一个建筑的意义不可能在一个时代被穷尽，时间的进程会更加显示出理解的不可穷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