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民族在创造自己的神话与宗教时,常把与自身的生存发展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力——环境,当作首要征服与支配的对象。原始人类通过辨析、利用环境,最终形成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景观的原型。正是在环境适应过程所形成的各民族文化深处的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神话与宗教中关于“神境”“仙域”“乐园”之类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解释体系。

中国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莱三山为代表。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据《山海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丹水,饮之不死。《列子·汤问》对于三山(五山)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由此可知，无论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还是三山(五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定型时期。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时期主要在以岐山——长安以西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为活动地域。这一地域,南有秦岭山脉,西北是黄土高原,是一个庇护性和可捍性很强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强,热辐射多,利于农作物生长。由这一时期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西方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欧洲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欧洲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为失去实际意义。因而欧洲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因而,欧洲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神话传说模式对城市选址和布局结构上的影响

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更偏好隐藏于屏蔽式结构,选址多在远离尘世的幽静之所。所谓“深山藏古寺”,将人文隐迹于自然,风格相对平和、含蓄。一般会刻意对周围自然环境有所维护，中国古典园林建造中的山围水绕、“一池三山”的布局结构,表现就最为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皇家宫苑的建造上：秦始皇建造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神仙意境”的园林。汉武帝时,“上林苑”建筑出现“一地三山”为主体的神仙意境。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欧洲城市的选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现其宏大,注重装饰,体现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身的炫耀。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就是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顶台地上，山势险要,从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总结

作为一种对于居住环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种文化都对理想景观有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思想,它们同所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经验紧密联系。神话传说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类早期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现实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