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水平生态过程和景观格局: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观规划

　　作为对McHarg生态规划所依赖的垂直生态过程分析方法的补充和发展，景观生态学着重于对穿越景观的水平流的关注，包括物质流、物种流和干扰，如火灾的蔓延、虫灾的扩散等。这种对土地的生态关系认识的深入，为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景观生态规划（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模式是继McHarg的“自然设计”之后，又一次使城乡规划方法论在生态规划方向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如果说McHarg的自然设计模式摒弃了追求人工的秩序（orderliness）和功能分区（zoning）的传统规划模式而强调各项土地利用的生态适应性（suitability and fitness）和体现自然资源的固有价值，景观生态规划模式则强调景观空间格局（pattern）对过程（process）的控制和影响，并试图通过格局的改变来维持景观功能流的健康与安全，它尤其强调景观格局与水平运动和流（movement and flow）的关系（Forman and Godron，1986;Risser，1987;Turner，1989;Forman，1995）。景观生态学与规划的结合被认为是走向可持续规划最令人激动的途径，也是在一个可操作界面上实现人地关系和谐的最合适的途径，已引起全球科学家和景观规划师们的极大关注（Cook and van Lier，1994;Forman，1995;Botequilha and Ahern，2002）。

　　4.2.1 景观生态的“斑块—廊道—基质”模式

　　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质（matrix）是景观生态学用来解释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普遍适用于各类景观，包括荒漠、森林、农业、草原、郊区和建成区景观（Forman and Godron，1986），景观中任意一点或是落在某一斑块内，或是落在廊道内，或是在作为背景的基质内。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改变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这种语言和景观与城乡规划师及决策者所运用的语言尤其有共通之处，因而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观察结果很快可以在规划中被应用，这也是为什么景观生态规划能迅速在规划设计领域内获得共鸣，特别在一直领导世界景观与城乡规划设计新潮流的哈佛大学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美国景观生态学奠基人Richard F T.Forman与国际权威景观规划师Carl Steinitz紧密配合，并得到地理信息系统教授Stephen Ervin的强有力技术支持，从而在哈佛开创了又一代规划新学派（Wenche et al，1996）。目前，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高级研究中心（包括设计学博士计划）中已专门设有景观规划与生态这一方向，使景观生态学真正与规划设计融为一体。

　　运用这一基本语言，景观生态学探讨地球表面的景观是怎样由斑块、廊道和基质所构成的，如何来定量、定性地描述这些基本景观元素的形状、大小、数目和空间关系，以及这些空间属性对景观中的运动和生态流有什么影响。如方形斑块和圆形斑块分别对物种多样性和物种构成有什么不同影响，大斑块和小斑块各有什么生态学利弊。弯曲的、直线的、连续的或是间断的廊道对物种运动和物质流动有什么不同影响。不同的基质纹理（细密或粗散）对动物的运动和空间扩散的干扰有什么影响等等。围绕这一系列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景观生态学得出了一些关于景观结构与功能关系的一般性原理，为景观规划和改变提供了依据。

　　4.2.2 景观生态规划的一些基本原理

　　尽管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生物运动的观察得出的，但它们具有关于运动和流动等景观格局关系的一般性意义，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景观。在景观生态规划，这些基本原理体现在对景观元素空间属性及由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空间格局的设计上，（详见俞孔坚，李迪华，1998）它们包括：
　　（1）关于斑块的原理，即关于斑块尺度、斑块数目原理，斑块形状和关于斑块位置与景观生态过程的关系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