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廊道的原理，即关于廊道的连续性、廊道的数目、廊道构成、廊道宽度与景观过程的关系原理;
　　（3）关于景观基质的基本原理，即关于景观的异质性、质地的粗细与景观阻力和生态过程的关系原理;
　　（4）景观生态规划总体格局原理，包括不可替代格局，“集聚间有离析”（aggregate.with.outliers）的最优的景观格局等等。

　　4.2.3 景观生态学的度量体系与景观生态规划

　　除了上述运用景观生态概念和原理在近年景观规划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外，景观生态学的度量体系也将为景观生态规划向着更科学和定量化的方向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景观生态度量体系被认为是将生态知识应用于规划的有效工具（Leit o and Ahern，2002）。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形式语言和景观规划语言是可以相通的。

　　对景观生态来说，景观结构由两个基本要素组成:（a）成分（component）和（b）建构（configuration）。成分不包含空间关系信息，而是由数目、面积、比例、丰富度、优势度、（Turner，1991;Riltters，O'Neill，et al，1995）和多样性指标如Shannon和Simpson指数（Gustafson，1998）等来衡量。而景观构建则是表现景观地物类型空间特征的，即与斑块的几何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相联系的，如尺度和形状、适应度、毗邻度等。连续性是景观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也是功能）的衡量指标，它尤其在生态网络概念上非常有意义，而网络的连续性可以根据图论的原理来进行衡量（Forman and Godron，1996，p417～419;Forman，1995，p274）。

　　景观生态学对景观有上百种度量方法，但许多度量方法都是相关联的。以下是几种核心度量，它们被认为可以应用在景观生态规划中（Leit o and Ahern，2002）：
　　（1）景观成分度量:斑块的多度（PR）和类型面积比例（CAP）;斑块数目（PN）和密度（PD）;斑块尺度（MPS）;
　　（2）景观构建度量:斑块形状，即边长面积比（SHAPE）;边缘对比（TECL）;斑块紧密性（RGYR）和相关长度I;最近毗邻距离（MNN）;平均毗邻度（MPI）;接触度（CONTAG）。
　　这些生态度量对景观规划及管理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来说，在景观生态学的定量分析基础上的景观规划还远没有成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观生态规划还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4.2.4 景观安全格局途径

　　大地景观是多个生态系统的综合体，景观生态规划以大地综合体之间的各种过程和综合体之间的空间关系为研究对象，解决如何通过综合体格局的设计，明智地协调人类活动，有效地保障各种过程的健康与安全。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为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景观生态学把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的空间格局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以决策为中心的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又向生态规划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Faludi，1987;Steinitz，1990）。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认识，俞孔坚于1995年提出了景观生态规划的生态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方法（Yu，1995，1996;俞孔坚，1998，1999）。该方法把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作为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景观控制和覆盖的过程。要有效地实现控制和覆盖，必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的空间位置和联系。这种战略位置和联系所形成的格局就是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他们对维护和控制生态过程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要根据景观过程之动态和趋势，判别和设计生态安全格局。不同安全水平上的安全格局为城乡建设决策者的景观改变提供了辩护战略。因此，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理论不但同时考虑到水平生态过程和垂直生态过程，而且满足了规划的可辩护要求。

　　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尤其在把景观规划作为一个可操作、可辩护的而非自然决定论的过程，和在处理水平过程诸方面显示其意义。它克服了I.McHarg的“设计适应自然”模式中的两个致命的弱点：1）不能有效地处理景观的水平过程，如城市的空间扩张，物种的水平空间运动；2）把规划当作一个自然决定论的过程，而无法将决策过程中人的行为考虑进去。如在传统的生物保护规划中，生物往往被保护在一个划定的保护区内。事实上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保护区也很难维持保护对象的长久延续（Soule，1991;Erwin，1991）。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则认为生物对整体景观都具有利用和控制的潜能，而景观中存在着某些潜在的格局，它们对生物的运动和维持过程有关键的影响，如果生物能占据这些格局并形成势力圈，生物便能最有效地利用景观，使景观具有功能上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最有效地维护生物和生态过程。因此，识别、设计和保护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是现代生物保护的重要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