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McHarg时代：自然系统思想与景观规划，没有生态学的生态规划

　　在北美，早在1865年，语言学家George Perkins Marsh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人与自然》（Marsh，1967，2 nd Edition），首次用科学的观点提出了快速的土地的开发利用给自然系统带来的影响，从而告诫城市和土地规划师应谨慎地对待自然系统。在这种警告面前，早在生态概念和生态学出现之前，科学家（特别是植物学家和土壤学家）和一些规划师就力图将自然作为生命的有机系统考虑到规划中。这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科学家个人身份的转变，即自己成为规划师，来实现自然科学与规划的结合。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植物学家Patric Geddes，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提出科学的景观调查方法和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并提出在此基础上的土地规划方法，来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在北美，与Geddes同时代的生物学家是Benton MacKay（1928），他是最早用区域规划的理念进行规划的科学家之一，他确定了大波斯顿地区某些区域对维护脆弱的自然系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而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应加以保护，这些地域包括:山脊、陡坡地带、河谷、河漫滩、沼泽湿地、河流和湖泊、海岸线等。他认为这些景观元素是防止城市扩展的天然屏障（见Fabos，1985，p.22）。

　　自然系统的科学认识进入规划的另一个方面的贡献来之于先驱景观规划师。早在19世纪后半叶，景观作为自然系统理念在美国景观设计之父Olmsted的早期作品中就已有体现。在1866年1月向Brooklyn公园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Olmsted与合伙人Vaux就提出包含一系列公园在内的景观系统（见Zube，1986）。在1881年，在波士顿的Back Bay Fens和Muddy River绿地系统规划中，这种系统的概念就更加清晰了。除了公园系统外，Olmsted还考虑恢复和重建被破坏和污染的自然系统。这个完整的系统即是后来被称之为蓝宝石项链的波士顿绿地系统，它将波士顿的公共用地、公共花园与Back Bay Fens，Muddy River，Jamaica Pond和阿诺德植物园沿Commonwealth Avenue连接起来。这种连续的开放空间系统通常沿水系构成，在与Olmsted同时代的景观设计师中也有同样的尝试。在1883年，Cleveland受Minneapolis公园委员会的委托，规划公园和公园道路系统（Newton，1971，Steinitz，2001），他甚至说服Minneapolis与其邻近的St.Paul市共同利用包括密西西比河及两市之间的大小湖泊来建立区域绿地系统。在此后的几年中，美国的其他城市也相继建立了开放空间系统，这些城市包括芝加哥、克里夫兰，达拉斯、肯萨斯城以及Milwallkee。

　　另一位更系统地进行景观的生态规划的先驱是Charles Eliot。当哈佛刚开设景观设计学课程时，即1900年前后，Eliot就用系统的、生态的途径规划来建立由海岸、岛屿、河流三角洲以及森林保护地构成的波士顿大都市圈的公园系统。尽管“生态”的概念直到1911年才由Tansley提出，但Eliot早已凭着哈佛大学校长儿子的资源优势，将最好的生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者召集起来，为他的规划工作服务。在Eliot提出的大波士顿地区开放空间系统中，包含五大景观类型（见Zube，1986）:即，1）海洋滨水带;2）尽可能多地保留海岸线及岛屿;3）入海口，除了其商业价值外，它们是从海洋进入城市欣赏城市风光的通道;4）城郊外的2～3片自然森林;5）分布在人口密集区的大量尺度不同的广场、儿童游戏场和公园。

　　其中，潮汐河口是这个开放空间系统中的核心元素，因为它是联系城市与海洋的观光通道，同时，也是联系这个开放空间系统的线性景观元素。

　　在提出这一开放空间系统之前，Eliot对大波士顿地区的自然地理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并于1893年2月向大都市公园委员会提交了报告，这个报告包括三个部分:1）波士顿地区的自然和历史地理;2）研究决定了公共空间区域的特殊地理特征;3）基于上述地理特征，尚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潜在机会（Eliot，1902，见Zube，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