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的民居直到规模巨大的藏传佛教寺庙,从建筑物的选址动工直到新居落成乔迁,无不流露出宗教的身影。“藏族寺庙艺术是宗教意识的载体,也是民族精神的物化”〔6〕。除纯宗教的寺庙建筑外,诸如宫殿、园林建筑、庄园、高碉、民居,乃至桥梁等建筑物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宗教色彩。以民居为例,除家家户户均设置供佛的经堂外,在建筑物平顶的一角设有专门供祭祀用的煨桑的“松科”;一些地区在屋顶插嘛呢旗,一些地方在院内树“古达尔”;有的在大门门楣上镶嵌刻制的“十相自在图”,有的安放白石,有的搁置牦牛头骨或羊头骨;也有的在墙外面上绘制“拥忠”图案;室内堂屋的中柱是一个家庭的神圣之柱,柱上常挂以哈达、武器、谷物之类的物品,以示对祖先的崇拜;在内墙及壁柜上绘制一些以示吉祥的图案。在桥梁建筑中,虽然桥梁本身无宗教色彩,但人们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便在桥栏上悬挂嘛呢旗,或是在桥头设置嘛呢堆,以增加宗教氛围。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779年建成的桑耶寺,该寺是在赤松德赞的主持和倡导下修建的,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县境内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哈布日山下,依山傍水,气势宏伟,以金碧辉煌的“乌孜”大殿为主体,组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建筑群。桑耶寺建筑群体的整体构思,就是按照佛教的宇宙形成说为基本出发点,使每一个单体建筑的建筑形式和位置,都具有独立的象征意义。同时又将各单体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的建筑格局,以此表现佛教对宇宙形成的基本观点。这种典型的象征性建筑艺术,为后来兴建的诸多藏传佛教寺庙,乃至其他建筑,创立了典范。

四、外来建筑文化

外来建筑文化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别的国家的建筑文化输入;另一方面是指在我国内部的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输入。

1、外国建筑文化输入对藏族建筑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外国建筑文化较大范围地输入藏区并对藏族建筑产生一定影响是在公元7世纪初中叶,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内外考古学家考察中所披露的“西藏古代大石遗存”(大石建筑文化),这种大石建筑遗迹是青铜器时代以前的建筑文化产物。“在世界的东、西方以及亚洲南、北地区的大石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西藏高原都是主要的通道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西藏高原神秘的大石遗迹正是欧、亚两大洲‘大石文化’连接带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高原古代建筑艺术中具有抽象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性大石文化传播带上的一座‘路标’”〔7〕。

吐蕃王朝建立之后,随着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开始加强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其中对外联系的国家是印度和尼泊尔等。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印度、尼泊尔等国当时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度,所以对吐蕃的宗教文化影响最大,佛教开始传入吐蕃。外来建筑文化和其他佛教艺术都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的。从艺术角度而言,犍陀罗艺术在印度、尼泊尔等国盛行,这种艺术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同时输入到吐蕃。就建筑而言,影响最大的是西藏的佛教建筑,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一个是拉萨大昭寺的兴建,另一个就是拉萨的查拉路甫石窟的建造。大昭寺和查拉路甫石窟的建造在当时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于佛教刚刚传入吐蕃,佛教建筑还是一个新的建筑形式,所以,均请来了外国的工匠(主要是尼泊尔工匠),通过直接传播来建造。二是移植性突出,即是说从建造形式到结构等诸方面都是在很大程度上照搬,还谈不上与当地传统建筑的融合。大昭寺的平面布置当时就是按照佛教坛城的理念来设计的,而查拉路甫石窟则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此外,从大昭寺中的狮身人面托木雕塑,还可窥其西亚文化的缩影。

从7～14世纪,藏族建筑通过国外佛教传播因素的影响,吸收了国外建筑主要是佛教建筑和艺术的成分,并逐步融入到本土建筑文化之中,其时间大约为7个世纪。之后,随着藏族建筑文化的日趋成熟,西藏藏传佛教在世界佛教中地位的确立,印度、尼泊尔以及克什米尔等地的佛教文化反而受到西藏的影响,所以,逐渐减少并反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