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国中原及其他地区民族建筑文化输入对藏族建筑的影响

我国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筑文化的输入对藏族建筑的影响与国外建筑文化输入的影响相比较,有如下突出特点:一是延续时间长,其下限时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及以后;二是文化的输入特别是建筑文化的输入,绝不仅仅是佛教建筑文化艺术,它包括佛教建筑及其文化、宫殿式建筑、城池建筑,乃至民居建筑和其他建筑制造技术;三是所受影响是由东向西渐进的,首先是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藏区,其次是卫藏,再次是阿里等西部地区;四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建筑文化输入的影响逐渐加强,与外国建筑文化输入相比较,呈现反比状态;五是汉族及其他民族建筑文化输入的影响中,汉族建筑文化的影响是占主导地位的。

根据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该遗址曾出现干栏式楼居建筑,有关专家认为,这种建筑形式的出现,可能是受到早期南方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卡若文化遗址形成时期大体相近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建筑物相比较,早中期的建筑物都存在较大的相似之处,后期才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看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藏区远古时期的建筑文化就存在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汉地较大规模的建筑文化的引进,亦是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开始的。641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传说随带去的谷物三千八百类,牲畜五千五百种,工匠五千五百人……和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陆续传到吐蕃,这些物质和精神的文化对吐蕃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8〕。文成公主入藏后,对吐蕃建筑产生直接影响的典型建筑物便是遐尔闻名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大昭寺建筑的有关记载中,记述了该寺在选址过程中,文成公主曾多次根据汉历观测法进行推算选址;在建筑物中,结构部分所采用的梁架、斗拱和藻井,特别是人字大叉梁的运用等等,均体现出唐代汉地的建筑遗风。小昭寺建筑更直接地体现出了比较浓郁的汉式建筑风格,是一座汉藏建筑结合的典范。

在其他藏区,也有不少吸收内地建筑结构与风格的典型建筑。如青海省乐都县的瞿坛寺,该寺建于1391～1392年,后经多次修建,成为青海地区一座建筑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一方名寺,建筑风格源自北京的一些宫廷建筑。青海湟中县的塔尔寺也是一座极负盛名的格鲁派寺庙,它的建筑物中除较多地吸收了汉式建筑艺术风格和技法外,还吸收了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建筑的成分。在四川、甘肃、云南藏区的汉藏杂居区及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或相邻地区,其藏族建筑除吸收汉式建筑的成分外,有的也吸纳了其他少数民族建筑的成分。

藏式建筑艺术是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藏文化的发展而演变,尤其与藏文化核心的藏传佛教关系极为密切。一部藏族建筑史几乎是整个藏族宗教史的反映。在藏族建筑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既注意吸收汉地和其他民族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又保持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与风格的传统性,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本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藏族建筑的风格,既多源又多元,它促进了民族性和地方化、宗教性和世俗化的历史嬗变。由此,形成独特的藏族建筑艺术,它不仅推动了中华建筑史,而且也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