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历史无疑是我们记忆中最博学的、最有意识、最自觉、也许是最零乱的领域；但它同样是一种所有人形成其闪烁不定的存在的深度。"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从公元前四百年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来，历史就与个体经验没有分开过。而指出这一点的是两千年后的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与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在这漫长的、多姿多彩的两千余年里，历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扑朔迷离的外部世界与更为扑朔迷离的自我。一方面他们将世界划分成不同的层次━战争的、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个人的、事件的、需要理解的、不需要理解的、需要解释的、不需要解释的……；另一方面，他们隐藏起自我，使之退至幕后，代以一位公允、正直的形象，并赋予他超验的发言权与上帝的目光。他们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历史学家的职责：选择研究对象，例如战争（儒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高卢战纪》）、城市（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佛罗伦萨史》）、人物（格里哥利（Gregory of Tours）的《法兰克人史》）、一切（波里比阿（Polybius）的《历史》）；划定研究范围（时间上，地域上）；设计史学问题（事件、关联、连续性、整体意义等）；演练治史方法；形成概念（一切史学的最终目的）。这一切都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他们不知道，来源于"学者们的热情，相互仇恨，狂热的并且反复进行的争论以及争强好胜的本性"[2]（尼采语）和一些更隐晦原因的偏见一直在悄悄地牵引着他们的航向。无可避免，他们的著作充满了"巨大、美丽的错误"。[3]卷帙浩繁的文献里记载的不是他们所认为的真实的、警世的历史存在，而是时间拓在编纂者身体上的层层印迹的文字形式。在尼采伟大目光的照射下，历史学家们已经知道，在这些脉络清晰、史味十足的文稿外，在"情感、爱欲、意识、天赋这些被认为毫无历史可言的东西中"，在"静止与沉默"处有着更值得寻找、侦伺的事件与含义。昭示它们的"缺漏点"、"未曾出现的时间"是历史学家们新的工作。好的历史学家应该"举办盛大的时间狂欢节，让各种面具频频亮相……让历史的滑稽剧重新开演。"[4]

新的史学研究有了更多的考古学与谱系学色彩；史学家们的个人意识开始有选择地控制在问题设计、策略运用等外层区域里。历史学家不再回避自己历史目光的透视性，以及不公允手法。他们承认自己研究工作的角度性、局部性，并将其当作起点。这一切都说明史学作为西方文化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达到的成熟程度。然而，对于隶属于历史这一门关于人类全部生活的学科的建筑史来说，历史学的这些强烈变化在它身上有着另一种表达。

如果对建筑史的"历史"作一个简略回溯的话，我们会发现十八世纪中期是一个应该停下来的地方。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可以明确归为建筑史的学术性质的印刷品。苏弗洛（J. G. Soufflot）、勒鲁瓦（J. D. Leroy）、斯图尔特(James Stuart)、皮兰乃西（Piranesi）、查尔斯·克莱里索（Louis Clerisseau）、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亚当（P. J. Ardant）、德阿尔本纳斯（J. D. Alembert）等人在建筑史这本无尽之书上第一次以一个群体的方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拥有了自己的形式表达（文学式的文字叙述、精致的线描测绘图、艺术品般的连幅版画的粗糙混合体）和话语行使功能的区域（建筑），使得建筑史与同时代的其他新兴学科：林耐（Linnaeus）的植物学、布封（G. I. I. Buffon）的生物学、哈唯（Havei）的生理解剖学、从炼金术中分离出化学一起，成为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中的一部分。但是，十八世纪中期并不是建筑史的源头，而只是建筑史在知识范畴内的学科史上的一个起始点。在这个起始点处插下一根标杆、划下一根分界线意味着建筑史从此加入学科俱乐部：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学科，还是人文科学的学科，它与它们开始有了交流的可能；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共同形成某种不明显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它赋予建筑史以意义并对其加以塑造。

与别的学科不同的是，建筑史在其学科史的起点处便处于考古学与谱系学的灰色光芒笼罩之下，这是纠缠于情节与事件、解释与叙述达两千年的历史学（它最初的形象是以政治为对象的事件史，到十九世纪德国的兰克学派才发生变化）所不能想象的。从编史方法到语言运用，浓重的考古学与谱系学特征在建筑史短短的学科历史中延续了几乎两个世纪而没有改变。

建筑史在这个时段里叙述方式的一成不变与建筑史学家们在这个时段里革命热情的一成不变是一样的。不过，这种革命热情不是针对建筑史本身，而是针对建筑史在建筑的现实创作中所处的位置。史学家们的革命热情有了明显的结果，这在建筑实践中一连串复古思潮━希腊复古、罗马复古、哥特复古、文艺复兴复古、折衷主义━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史学家除了他们对历史意识和历史责任的重视之外，还共同拥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强烈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强烈的文化形式的宗教崇拜。例如奥古斯特·普金（A. W. N. Pugin）（狂热的哥特建筑风格的倡导者），他对中世纪的热情显然与"他把哥特文化看作是最符合基督教精神和最有启蒙意义的文化"[5]的宗教意识分不开。以普金为代表的十八世纪中至十九世纪末的建筑史学家们的修史工作抱着社会改良的美好愿望直接参与进建筑实践中（比如维奥列特·勒·迪克（Viollet-le-Duc）），以至于"一个世纪之内建筑历史几乎完全取代了建筑理论"。[6]建筑设计成了如何选择哪种风格的建筑式样一类简单的问题。不过，仍然有少数建筑史学家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警惕，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就是其中一员。弗格森在坚持修史中真实、理性的价值和分类学上整体意义的基础上，将建筑史界定为一个与建筑理论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学科，虽然它们关系密切，不可或分。而实际上，十八世纪中期法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勒鲁瓦在他的《希腊美丽的纪念物遗迹》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古代遗迹应该作为建筑历史，还是应该作为建筑理论来研究不是一码事。"[7]勒鲁瓦把自己的著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建筑史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建筑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