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将他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定为去寻找中国建筑的“文法”，尤其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文法”。清《工程工部做法》和宋《营造法式》，就是梁思成所认为的中国建筑的基本“文法”书。然而，梁思成进行的建筑诠释是清楚显示了对西方古典主义“文法”的套用。首先，将建筑的立面作为建筑设计的根本目的来对待。用西方古典的立面（Facade）构图设计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立面；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段式”被用来诠释中国古建筑立面的“三段”（台基、柱梁、屋顶）[i]或“四段”（台基、柱廊、斗拱、屋面）[ii]，试图分析出一定的比例关系来定义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往往是以朝代划分的）【见图例二】。进一步地，建筑立面上的主要构件－－立柱的比例尺度是十分主要的，类似于古希腊、罗马的柱式（Order），是控制全部建筑立面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斗拱，在形式上被理解成十分重要的构件，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其位置类似于西方古典柱式的柱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木构建筑的柱子带斗拱的形象，被相对于西方建筑传统的柱式来看待，我们甚至可以在今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见到这一象征性的装饰符号。【见图例三A,图例三B】更进一步地，宋《营造法式》的“材”与“份”以及清《工程工部作法》的“斗口”，都被诠释成了类似于希腊古典柱式中的基本因子（Ratio），可以用于确定建筑立面的比例和尺度。徐敬直对此曾大加赞赏道：“中国建筑营造法的精华就此被发现了，正如同古希腊建筑一样，建筑各个部分的尺度比例因子由一套模数单位－－‘材’决定了中国建筑中的柱子、梁和屋面的尺度，以及建筑的高度。[iii]”这种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立面进行构图比例尺度的定义，成为梁思成所诠释的中国建筑“文法”的核心成分。至今，我们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依然受之沉重而深远的影响。

三，“矛盾”与“悲剧”

当梁思成和他的同人们在建立中国建筑古典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时，他们大概都将之视为他们坚强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实现，以及他们所学到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学术体系在中国的成功应用。然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所借以立足的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学术体系与中国建筑体系之间内在的一种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梁思成等的强烈“民族主义”观念的张扬之下，显得更为突出。笔者以为，这也是梁思成建筑历史观的悲剧所在。这中“矛盾”与“悲剧”的影响对中国建筑界来讲是深远的。在这一节里，笔者将就此展开讨论。

西方的古典主义建筑体系，自文艺复兴之后经多次的“复兴”浪潮，到十八、十九世纪达到十分完善的顶峰状态。在世界建筑文化理论极为开放的今天来看，这一体系是一十分狭窄的理论体系。说其狭窄，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反映在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认识论方面，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也就是将世界文明史仅限于以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在时间上前后连续的一条“线性”的发展史。就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所批判的：“把进步看成是直线发展的 错觉，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处理得太简单化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分期’问题上常常喜欢把历史看成是竹子似的一节接着一节地发展，或者看作现代的扫烟囱者用来把刷子伸入烟道的可以一节一节地伸长的刷把一样。[iv]”这种“线性”的世界文明发展史反映出来的狭窄建筑观念，被很好地以那棵弗莱切尔 (Sir. Banister Fletcher) 的“建筑之树”(Tree of Architecture)所诠释了，不在那条文明发展主线或主杆上的其他建筑文化，只能被视为旁枝末叶[v]。从另一方面来看，反映在作为文明载体的极为多样的建筑类型中，古典主义建筑体系将其注意力主要局限于代表或象征社会统治阶级的具有纪念性 （Mounumentality）的尊贵建筑，并将建筑的历史定为这些纪念性建筑的“时代风格”变迁史，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建筑文化”历史[vi]。如：古埃及的陵墓、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巴西里卡等等。而那些属于“非主流建筑文化”的大量无名氏（Anonymous）、民间建筑和市镇工程等都因为不具备足够的纪念性而被忽略或一带而过。正如奥列弗（P. Oliver)在对十六版《弗莱切尔建筑史》的批判 ：“在《 弗莱切尔建筑史》 中的那种封存了上百年的陈旧观念，被表现为在那长达一 千三百五十页的第十六版全书中仅有三页是有关‘原始建筑’的。”[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