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受到关注的程度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北京举行的《财富》论坛、在上海开幕的上海论坛都把全世界的目光转移到了中国。5月9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推出的中国特别报道与一个多月前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推出的中国周一起,将中国今天的繁荣与增长集中向西方展示。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吸引世界目光的报道中,往往不能忘记提及人民币的汇率和升值问题。这几天,人民币升值的言传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了可笑的翻译门事件。

　　针对越演越烈的人民币升值的传言,温总理和周小川行长都发话了,中国的汇率改革是中国自己需要按照部署和条件的成熟性来渐进推行的,不可能屈从于国际压力而贸然改变当前的汇率水平。可是在国内,眼下股市和房市的发展现状却让我们对于改变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些放心不下。在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和出口强劲的数字下,低迷的资产市场只会给我们的汇率添加新的压力。在股市上,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已经开始,但要取得成功还有一段路要走；在房市上,近期连续出台的调控政策,尤其是刚出台的限制房屋套利投资的纳税政策正在给市场带来恐慌的气氛。一句话,与中国经济和贸易第一季度的高速增长和繁荣形成截然对比的是,我们的资产部门正在走向收缩和萧条。

　　有一个问题值得在此提出来：我们是否需要繁荣的资产部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和贸易增长没有带动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局面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但在股市低迷的同时,中国发达地区的房市这些年来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走向了繁荣。房市的繁荣得益于我们这些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和高达30%的出口增长,给中国的企业和家庭增加了大量的财富,也让中国的可贷资金变得相当宽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能够提供的资金的出路和投资方向对维持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实行的是资本控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向海外的金融投资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样一来,宽裕的可贷资金和居民财富必然将注意力转向国内的资产部门。由于股市长期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透明和严格监管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所累积起来的基本问题的解决时间表,始终没能担当起分流宽裕资金的重任,结果发达地区的房市就成为了几乎唯一的价值储藏和投资的渠道。但即使是这样,繁荣的经济和贸易还是给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已在全社会达成的共识。而维持现行的固定汇率安排,对中国保持持久的经济繁荣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已经非常清楚,也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有了这两点,我们自然就需要认真扭转资产部门(金融)与实物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在我们经济增长的现阶段上,保持国内资产部门的繁荣,对于维护外部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这也是我们维护股市和房市健康繁荣的利益所在。

　　中国证券市场现在的问题,看起来已经集中到信心不足的问题上了。对于中国这个将持续繁荣几十年的经济体而言,是没有不可很快恢复信心的事情的。关键的一点是,现在应该抛弃过去那种政府救市的幻想和努力。政府政策制定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股市投资者的心理脆弱性,如何坚定地朝市场信心恢复的方向努力。为此,政府主管部门要树立与市场进行交流、沟通和谈判的耐心与诚意,多边寻找市场接受的解决方式。现在看起来,政府部门与市场的沟通还远远不够。这些年来,股市上已经形成了包括一些有关部门在内的复杂的和不透明的利益结构和利益集团,市场上的普通投资者的联盟已经无法去抗衡这个看不见的利益结构。这是市场没有信心的主要原因。恐怕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整体(一揽子)的改革方案,而不是以就事论事的办法来对待市场低迷的情绪。

　　对房市当前的调控政策,则应该更多地去考虑目前房市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为了维护房市的健康发展,政策上的调整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增加市场上的选择机会,而不是限制市场的选择机会以调控总量平衡,不是过多地限制需求的总量。政府应该制定更可行的政策来改善房屋的供给结构,从而增加市场上的选择机会,包括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优惠和补贴,当土地和信贷两方面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时候,这样的鼓励结构改善的政策是很易于做到的。过分限制市场交易的政策,由于减少了市场的机会而可能会使房市出现不断收缩,从而使得中长期未必能达到预想的调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