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同济建筑学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的理性特征进行了扼要的评述，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建筑系主干课程教学改革的动向，并对我国建筑学专业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如建筑观、设计与表达、理论素养、艺术修养以及教学观念与方法等进行了探讨。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Tongji University recently，
and introduces its course reformation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ory ,technology and fine arts
concerned with the rational idea and teaching system .

关键词：同济建筑学教育，建筑教育观，教学改革
Key words: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Tongji, Rational idea, Reformation

一、 关于“包豪斯基因”

由于同济建筑学教育及其时空背景的特殊性，因而其演进和发展的动向历来受到国内外建筑界甚至全社会的关注。

一般来说，同济建筑学教育的主流传统，来自现代主义建筑那种重技务实和革故鼎新的理性精神，同时也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异常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从同济建筑学科来源之一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以及从格罗皮乌斯大师的弟子黄作燊和鲍立克（R. PAULICK）教授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理性精神的“包豪斯基因”（图1、图2）。

然而稍加思量就会感到，同济建筑学受到包豪斯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外源折射，而是吸收能量后的自我发光。这是因为其一，以冯纪忠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在接受西方现代建筑学教育之前已深具中国文化素养，他们在掌握西方的工具理性之外，还表现出了融通中西的价值理性（方塔园至今受到建筑界的普遍推崇就能说明问题）；其二，在创系之初，同济的建筑学术团体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来自不同留学国别、不同学派背景的“八国联军”。在与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相隔离的时代，建筑系一方面坚持了现代建筑的理性精神，同时也保持了兼容并蓄、流派纷呈及开放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也只有在这样的学术文化氛围中，才可能使同济的建筑学教育在与全国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既适应了当时的国情和社会需求，又能独树一帜，显露出自己的价值，形成了结合地域条件、接触国际前沿的教学体系和培养特色。因而20世纪50－60年代的“花瓶式”教学培养模式和“以空间为纲”的建筑设计教学系列，至今为建筑界所津津乐道，仰慕不已，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图3）。

即使这样，将同济的建筑学比作“中国的包豪斯”，也只有某种相对的意义。由于社会体制的差异和历史演进中的局限，国际现代主义的建筑学教育实际上并未能在现代中国真正生根，至少从“制作”训练的层面上看便是如此。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现代建筑的飞速发展，早已从内涵和外延上大大超出了“包豪斯”的初始语境。因而比较客观的情形是，相对于往日“学院派”在全国占主流的影响，同济的建筑学教育不但有难能可贵之处，且从未囿于自己的“包豪斯基因”，而是根据国情和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时进行着新的探索，力求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整体实力，与国际先进的建筑教育接轨（注1）。

二、建筑教育观与“形”的训练
·教学革新观念
20余年来，同济建筑学的教学改革一直就未间断过。从空间类型教学到形态构成训练；从以“环境观”带动建筑设计教学新体系的建立（1980年代中后期先后由戴复东教授和卢济威教授主持），到对整个建筑学专业教学系统进行结构性整合（1990年代中后期先后由赵秀恒教授和莫天伟教授主持），并形成建筑学专业教学“总纲”和各课程体系的教学“子纲”，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全方位提高学生们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图表1）。

这些蕴含着理性精神的教学革新，可以说均是出自于同济长期形成的建筑教育观。可以将之概括为：

以现代建筑的理性精神为灵魂，以兼容并蓄、广纳博采的学术品格为本色，以当代技术与地域文化的并重交融为导向，以国际学科前沿的跟踪交流为背景。着力于培养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未来建筑师为主的，具有多种职业适应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经过持续创新的教学体系与课程改革和循序渐进的教学环节训练，使学生理解建筑学科的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熟悉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在专业问题上的质疑、判断、选择、表达、操作、交流等综合能力和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在此基础上，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为那些目光深远、作风务实、专业拔尖、具有独创精神的潜在英才的成长创造条件，以期使之成为未来的专业领导者和新领域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