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建筑近几年有了迅速的发展，一改原来国营设计院体制下千篇一律的建筑模式，出现了新的气象。有意思的是艺术家介入建筑界的活动，12位艺术家设计了贺兰山房的12幢建筑，让人感到当代艺术的力量。这些艺术家对建筑界的影响，不禁使人想到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界的冲击。比如2008北京奥运会一系列体育场馆的建设，使北京建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在国际建筑界非常活跃的赫佐格和德默隆设计的奥运会国家主体育场“鸟巢”方案是高潮的标志。“鸟巢”和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 ，同时又成了人们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各种争论很有意思，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一段话，不妨摘录如下：

巨人揭开盖子，箱子里就冒出一股刺骨的寒气。箱子里只有一大块透明的东西，这玩意儿中间有无数白色的细针，傍晚的霞光照到这些细针，细针上面就出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星星。

霍阿布恩茂亚感到大惑不解，但他知道孩子们等着他立即解释，便大胆地嘟嚷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不，”吉卜赛巨人纠正他。“这是冰块。”

我们把那些意想不到的建筑，有时看作钻石，有时看作冰块。看法如何，倒没关系，但它至少表明中国建筑出现了新的因素，人们有了一个在新的背景下讨论建筑的氛围。我们不一定局限在对一些具体建筑的评价，而应当关注这样一个建筑的发展过程，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温故而知新，从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建筑被认识的历史，或许能看到过程的意义。1985年8月，汪坦教授主持召开“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座谈会”，人们才开始注意到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历史环境里，近代建筑与当年的作者和读者有了距离，却与当代人对话产生了新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意义是理解的'根据'。某事物作为某物因此而变得可知；它从前见、前有、前设中获得它的结构。”(见《意义的探究--现代西方释义学》第153页)存在的历史性决定理解的历史性。事物只是在为我所用时同我发生关系，其意义才被揭示出来。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决不会束缚于任何一个观点，因此，决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界。倒不如说，视界是我们优游于其中，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71页)对近代建筑理解的变化的关键在于视界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

由于理解的前结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去观察，人们发现了近代建筑的重要性。当代哲学、当代艺术毋宁说是一种强调过程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使我们的视界进入近代建筑的“过程世界”。近代几乎没有留下名垂史册的建筑(这也许就是它原来不为人们重视的缘故)。然而，作为建筑史，它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形成过程，提供了近代文化较为错综复杂的发展线索。打破古代中国建筑的停滞僵局，使中国建筑开始与外国建筑文化交流，近代建筑的形成过程是艰难曲折的进展，这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现象，颇堪玩味。

随着欧亚航路的发展以及商业资本的发展，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北京、广州、厦门等地已开始出现了完整的西方建筑形式；19世纪中叶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不为数不算少的西式教会建筑、近代工业建筑和城市新型住宅。但当时建筑被视为工程技术，“师夷之长技”并没把这些建筑作为新的建筑文化来接受。人们真正注意到新建筑的文化价值，并以建筑来体现生活的渴望，则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近代中国社会，一方面是清政府腐朽至极，日暮途穷；另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变异因素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活跃起来。“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先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中期在绅士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费正清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第314页)。1897年由光绪皇帝下令在总理衙门安排康有为与李鸿章等高级官员的晤谈中，康有为提出要改变“祖宗之法”，中国的“法律官制”必须废除，引起了在场官员的惊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中国近代建筑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