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天津北洋大学堂正式成立土木工程科，1910年后，中国早期建筑专业留学生回国，以及一些外国建筑师在华的建筑创作，如1914年美国建筑师墨菲主持制定清华学校校园规划，带来了西方的建筑思想，促使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思想萌芽。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一批到西方留学的建筑师陆续回国，使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潮正式出场。这些建筑师由于着眼点不同而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建筑思想的派别。一派从功能、技术、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建筑持否定态度，创作上表现为对西方建筑文化教育的积极引进与吸收；另一派从民族主义、“中体西用”的立场出发，对西方建筑文化持拒绝、阻抗的态度，创作上表现为对传统建筑的强化与复兴(参阅赵国文《从中国近代建筑史看当前创作的方向》，载《建筑》1986年第6期)。中国近代第一代建筑师都在西方接受建筑教育，他们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传播了西方的建筑科学和创作思想，在中国创立了建筑学这样一门新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中国固有形式”的建筑活动，则与“整理国故”颇有关系。1929年南京“首都计划”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这一活动对中国的新建筑的创造和发展是有负面影响的，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无疑有所启迪。近代是动荡混乱的时代，还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显得更为复杂。

尽管步履艰难，中国近代建筑却成长了起来。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基本上是与外界不发生特质和能量交换的理想化系统，趋于平衡态。而中国近代建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态。使中国建筑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中国古建筑系的特点不在于单体建筑的突出，而在于它的建筑组群平面布局形成多层次的空间，有开端，有高潮，有尾声，步移景换，在逐渐展开的空间变化中显示了特有的气势。这是一种“四维空间”，有时间因素在内。而西方建筑则有可能被认为是仅注重个体建筑的突出，如哥特式教堂的飞腾动势，似不够含蓄，也缺乏群体的时间空间组织之美。然而如果仅仅这样来认识中西建筑的特征，则不免流于简单化。应该说西方建筑体系以区域或城市来展现建筑空间组合之美，由此形成一种“发展的历史空间序列”。西方城市，街道上可以有各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建筑的集合，如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建筑和平共处，形成一种并非和谐而是具有对比之美的城市空间。在这里，空间因素同样可以转换为时间意识。再如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由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建筑构成一个很丰富的空间，它被誉为“欧洲最漂亮的客厅”。西方这种建筑关系，构成了发展的城市概念。而中国近代引进西式建筑，其意义还在于引进西方这种发展的城市概念，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在讲究和谐统一的中国古建筑群中，出现了那样新奇的建筑，构成一个新的系统，尤有意味。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组体，建筑的个性与其他建筑间的相互关系，有了一种新的秩序。

中国近代建筑处在“文物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冲突中，并不断走向现实生活。这种改变预示了一个开端，有可能接近未来的现代生活。

既然我们是把近代建筑作为一个过程来考察，那么我们就不急于寻找它的终点，顺着这一过程，我们将眼光从近代移到当代。当外国建筑师参与当代中国城市建筑设计时，我们简直有点手足无措。其实，我们既不必亦步亦趋，亦不必将它拒之门外。在信息社会里，中国建筑师完全能以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参与世界的文化活动。有人认为北京是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痛心疾首；有人认为即使是试验场也好事。其实是不是试验场都不必大惊小怪，关键在于有关负责部门，应当对中国建筑发展有一定的思考。比如说奥运工程的建设，是发展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重要机会，应有全盘的考虑。一方面请外国建筑大师参与设计，使北京当代建筑创作达到国际学术层次；另一方面要留一些机会给中国的青年建筑师，有意识地培养中国未来的建筑家。而不是让国外的三流建筑师到中国抢生意，使中国青年建筑师成为画图打工的能手。当然，无论设计什么样的新建筑，在规划上要保护城市的历史记忆，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