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向城市经济侧重近２０年后，正进入向县域经济侧重的阶段转换。最近三年，中央重新审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首次突破性地提出“县域”概念，并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对县域经济内涵的三年“明确探索期”完成；宏观经济部署也走出“重城轻乡”的非均衡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这些转折性信号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到来。

县域经济被写进党的文献

　　十六大以来的三年（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三年。这三年的重要特点是中国对２５年改革开放实践进行重新审视和对未来发展进行创新部署，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明确探索”，表现在：一是党的文献首次突破性地提出“县域”和“县域经济”概念，并对其内涵不断深化探索；二是地方政府顺势而动，在实践中开始着眼“体制突破”进行发展县域经济的探索。三年“明确探索期”的完成意味着县域经济将进入大发展新阶段。

　　中央对县域经济内涵进行“明确探索”。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这是“县域”和“县域经济”概念第一次被写进党的文献。自此，“县域经济”被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

　　２００３年３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１０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壮大县域经济”；３月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２００５年３月，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１０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系统地表述：“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党的文献对县域经济内涵的表述不断深化，表明中央对县域经济内涵的“明确探索”完成。十一五规划建议关于县域经济的系统表述，表明新世纪新阶段的县域经济是新型县域经济，即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

　　地方政府着眼“体制突破”进行发展县域经济的探索。三年来，浙江、河南、福建、安徽、湖北、辽宁等省进行了“强县扩权”等不同形式的“放权”改革，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县。“强县扩权”之举，直指上世纪８０年代兴起继而约定俗成的“市管县”体制。在由《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２００４中国十大经济关键词中，县域经济和执政能力建设、市场经济地位、中部崛起、民工荒等一起并列其中。

三大创新部署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中央对中国未来发展已经作出了一系列创新部署，其中有三大创新部署与发展新型县域经济直接相关。十一五期间，这些创新部署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将力推县域经济大发展。

　　一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２００４年９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两个趋向”重要论断。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在继续保持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必将加大。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新方向。

　　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三是减少行政层级。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减少行政层级。

　　和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不同，中国行政组织的层级结构为：中央加上地方政府的４个层级“省－地级市－县、区－乡镇”共５个层级组成。其中，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市县层级矛盾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县级政府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减少行政层级是中央在重大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意味着两个信号：一是从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层面构建省直管县体制将是未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二是将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权责。两个信号对县域经济大发展都是利好信号。　

县域经济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三阶段重要特征

　　从中国经济的阶段性视角看，新世纪新阶段县域经济大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遵循“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普遍性趋向”发展经济。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这一“遵循”客观上也强化了中国经济的二元制结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割裂式并存”状态。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是中国的农村经济时代。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重点在乡村。农村经济获得了短暂的较快发展。但严格说，这是不完全的农村经济时代。因为农村改革重点在土地，将土地承包给农民。

　　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城市经济时代。１９８４年，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拉开序幕；１９９２年中国进行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真正开启了城市化进程；１９９７年，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城市化进程加快。到２０００年，中国设市城市从１９８０年２２３个增加到６６３个，出现了东南沿海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城市群。这期间，城市发展政策很多，但针对农村的政策却很少，也不到位，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农村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在１９８０年代后逐渐放缓，近十多年发展速度更是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