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仅有几只鸡，基本上看不到铁制器具。床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房顶上有几片瓦，但屋子本身快站不住了。”

这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办事处的官员们在河北省涞水县看到的情景。

“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们看了好几家，每次出门不给他们留下一点钱，心里就感觉过意不去。”彭龙运说，“当地人最后都不敢领我们再看了，他们怕我们带的钱不够。”

彭是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的经济学家，由他负责的由亚行援助、河北省政府与亚行合作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于８月１７日发布，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说法，而北京西南方向的涞水就是其中的贫困县之一。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多次走访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一些县区，触目惊心的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度如此之严重，数量如此之大，离北京又如此之近，让人非常吃惊。”彭连用三个如此来形容这种意想不到的贫困。

“在某种意义上，这份研究报告标志着河北省战略意识的觉醒。”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沈体雁博士说。早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河北省就成立了亚行项目办公室，由常务副省长郭庚茂挂帅领导项目进程。而这是国内第一个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援助资金开展的省级发展战略。

２７０万人的环京津贫困带

宋树恩是河北省科学院已经退休的研究员，因为他长期关注冀北的贫困问题，这次被亚行聘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咨询专家。

他界定的环京津贫困带包括冀北地区３２个国定和省定扶贫工作重点县区，其中京津以北连片的贫困县区２１个，京津以南不连片的贫困县区１１个，总面积８．３万平方公里，涉及贫困人口２７０多万，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足６２５元。课题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这是事实，不存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忌讳，而且离北京最近的县区只有７０公里。”河北省委省政府咨询决策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薛维君说。

但问题的提出，还是和人们的感觉形成巨大反差。毕竟，河北抱京津、环渤海，ＧＤＰ总量在全国３１个省市中排第六位。

研究报告分析贫困带的形成原因时，归结为恶劣的自然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历史上的人为破坏和重大决策失误，认为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方式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区域贫困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难以从根本上求得缓解。

“生态环境是一个带共性的因素。”彭龙运说，他在涞水和农民座谈时认识了一位很有想法也很能干的农民，为了摆脱贫穷，他借钱修路，并建了一个有点规模的菜园子，但当地土质很软，水一冲就垮，一场大雨过后，他的所有努力都荡然无存，还欠了一屁股债。

张北也是这种情况。面对干旱和风沙，农民从土地上得不到任何现金收入，为了供小孩上学，大人夏季到旅游景点上给游客牵马，每次收５元钱，就靠这挣出一年的学费。

报告认为，京津冀北地区是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水源保护区的多重耦合区，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不多见，很有代表性。为解决贫困带的发展问题，宋树恩提出建立京津冀北生态特殊示范区，范围包括张家口全部县区、承德全部县区、保定市的易县、涞水、涞源三县、唐山的遵化和迁西两县、天津的蓟县、宝坻以及北京的延庆、密云、怀柔、房山、平谷、门头沟，总面积近１０万平方公里，总人口１２００多万。他说，这一地区对京津水源和生态安全有着重要影响，将其纳入生态经济特区，进行一体化管理，有利于从整体上协调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解决好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的问题。

“发展经济是一种思路，生态保护又是一种思路，我们把它们打包在一起，就是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彭龙运说，但现在这只是一个建议，要转变成政策，需要进一步做可行性研究。

记者在河北三河采访时，发现当地已经存在生态经济的雏形。该市黄土庄的二百户村民基本上已经不再种粮了。早在４年前，他们就开始在地里种树，政府每亩地补贴２００元钱和２００斤小麦。村民刘庆平说，全村８００口人，只剩下１０００多亩地，每年从土地中得到的收入人均３００元左右。

二百户村的这种情况在三河是个普遍现象。不以追求粮食产量为目标，也正是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特色之一。宋树恩建议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方政府，尽快组织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区建设方案的可行性论证，形成政府层面的意见，报请国务院审批。

战略意识的觉醒

但问题是，谁来负责农民改种树林以后的经济收入。

三河是河北的富裕县，地方财政有能力负担这笔费用。三河的模式转移到张承贫困地区，能行吗？